國家安全莫逾越正當法律程序

新黨青年委員會召集人王炳忠等人遭警調人員登門搜索、拘提,引發新聞熱議。這樣的偵查程序,依舊籠罩厚重的違法疑雲,以及檢警調近年偵辦國家安全事件,究竟是堅守正當程序、抑或大幅撤守的疑慮。

在目前的刑事訴訟法制中,證人接受偵查機關訊問時,並無保持緘默或請求律師陪同在場的權利,程序上的保障強度遠遜於被告,更無從得知所陳述的內容未來是否會因為身分轉換,而成為不利於自己的犯罪證據,因而此種辦案手法長期以來都面臨著「騙取被告供詞」的抨擊。

我們不曉得王炳忠等人未來是否會轉換為被告身分,但在刑事偵查實務上,警調清早大動作登門拘提、搜索,通常都是針對具有相當犯罪嫌疑的被告,鮮少有證人會接受此等「高規格」待遇。王炳忠從被拘提到離開地檢署,人身自由被拘束長達18小時,若謂他實質上已被視為刑案被告,應不為過。因此,若檢察官未來真的將王炳忠由「證人身分轉為被告」,前日卻讓他以保護程度不足的證人身分,接受侵害強度相當劇烈的搜索、拘提與訊問,恐怕又會引發「玩弄被告於股掌間」的爭議;反過來說,若王炳忠在本案中一直維持證人角色,則檢察官有無必要針對不涉及犯罪的證人破門拘提外加搜索,更涉及強制偵查手段是否牴觸比例原則的爭議。

程序瑕疵侵害人權

《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除了可以科處罰鍰外,並得予以拘提。法律要求檢察官決定拘提證人前,必須先經過「合法傳喚」的程序,並由檢察官判斷證人不到場的理由欠缺正當性時,才可以進入下一階段的拘提,顯然寓有比例原則的精神,避免動輒對人身自由採取過於激烈的侵犯手段。

但刑事偵查實務上,仍不時出現同時手持「約談通知書+傳票+拘票」的辦案手法,只要當事人第一時間拒絕配合到場說明,警調馬上拿出拘票、強制拘提。然而,此種「三票合一」的拘提方式,形同架空前階段具有緩衝作用的傳喚手續,直接進入強制剝奪人身自由的拘提程序,《刑事訴訟法》第178條所定「經合法傳喚」的拘提要件顯然也喪失意義,我國刑事被告人權恐怕也像即溶咖啡般再次被稀釋攪和。

此外,若警調準備的通知書與傳票上,記載要求王炳忠到案說明的時間為上午8:30,則警調清晨6時許敲門,王炳忠自然沒有配合開門的義務,警調人員更無權認定王炳忠「拒絕配合到場查證」,而逕行進入下一階段的拘提程序。此處警調的傳票記載若屬實,將是非常嚴重的拘提程序瑕疵,並違法侵害人身自由。

勿向對岸法制看齊

目前,王炳忠等人在形式上都仍只是這起國安案件的證人。相對於犯罪嫌疑人與被告,證人是配合國家調查、作為證據方法的第三人,檢察官若準備對證人採取拘提、搜索等強制手段時,必須遵守更嚴格、更符合比例原則的啟動門檻,以避免國家權力的濫用。特別是極敏感的登門「查水表」,涉及違反當事人意願、強行進入民宅的搜索與逮捕,對不涉及犯罪的證人居住安寧、人身自由的破壞非常劇烈,檢察官與法院在核發拘票、搜索票時都應更加謹慎與自制。

當我國政府譴責中國官方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關押李明哲時,也別忘了在處理自身國民涉及的國安事件時,更應給予當事人有別於中國法制、最完整的正當法律程序保護,切勿以國家安全之名壓低我們原有的法制水準,卻向對岸處理李明哲案的粗暴與顢頇看齊。

翁國彥 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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