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敬奉公之心泯滅而超支不絕

沙中綫全長十七公里,埋單計數建造費接近1,000億元,遠超起初預計的374億元;而每公里的造價之高,在香港——以至全世界——無出其右。此又非官家口頭禪的「個別事件」。港珠澳大橋建造費從467億元躍升至610億元,超支147億元;廣深港高鐵雖說封了頂,亦超支196億元,而工程較預期延誤三年。到如今,對超支二字,香港人興許已麻木了。

為過撥款刻意低估造價

基建工程何以例必超支?早於一四年,尚坐在立法會裏的林大輝就此質詢當時的發展局長陳茂波。官腔答覆是建造成本較預期為高、施工難度比預期為大。那又還用說嗎?如若一切皆在估算之中,那又怎會超支?關鍵是政府何以逢估必錯,更又不思改進,慣性超支。

逢估必錯一說此乃系統之過:刻意低估造價,以利通過撥款申請;不管超支多少,官員向來毋須問責,更莫說人頭落地。況且有保皇黨護航,申請追加超支之數永不托手踭。既是冇有怕,不超支才怪呢。

或曰大型基建工程皆層次複雜、施工期長,估算出錯,無可避免。事實卻又不然。即以七二年通車、只用了兩年十一個月建造的紅隧而言,在當時那是香港史上最大型的基建工程,亦是其時全亞洲最長的海底隧道,非但沒有超支更提前完工。超支延誤是過渡後的「新常態」,英治時代極其罕見。何以故?

紅隧在當時雖是超級基建,卻是私人集資(港府是小股東)、私人設計、建造,資金、技術、工程進度拿揑勝過官僚,自不待言。若是所有基建項目皆依循紅隧模式,你說可以幫納稅人省回多少冤枉錢?

即使是官家搞基建,有港英把關亦鮮有差池。究其根本,戰後的財政司從霍勞士、歧樂嘉、郭伯偉到夏鼎基皆經歷過香港的艱辛歲月,對公帑一分一毫虔敬謹慎、講求效益,故此財赤絕無僅有。

取悅中國 效益拋諸腦後

可是一過渡,董建華政府即財赤連綿,一下子燒掉港英留下的過半財政儲備。及至捱過沙士之劫,曾蔭權吹着口哨入住禮賓府,更是大展拳腳,在○七年一口氣推出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沙中綫等「十大建設計劃」。如今苦果收成,這些大計劃無一不超支、無一不延誤。

慣性超支延誤,除了工資物料價格、施工難度超乎預期,政府更又諉過環評司法覆核。然而一眾基建工程齊齊上馬,工資又能不扯高?工程龐大牽連廣闊,能不影響環境?同期啟動大計劃,又能不攤薄設計、監察、督導工程的能力,以致錯漏百出帶來超支延誤?

這一切,常識而已,不是高端科技,怎會估計不到?明知故犯,皆因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大計劃若非北京下達的國家任務,便是承歡取悅圓中國夢的獻禮,那又何須計較公帑效益?公帑效益既是拋諸腦後,那又還有甚麼不可以做的?

就以慶祝回歸十周年、由胡錦濤剪綵的西部通道(並非曾蔭權的「十大建設計劃」之一)而言,每日的流量僅為一萬架次,是預期的八分之一!又如造價達72億元的啟德郵輪碼頭,除了作政績工程呈獻給胡錦濤,業已淪為拖欠員工薪酬的大白象。

基建工程超支不絕,不是有克服不了的客觀技術困難,而是對公帑的虔敬之心泯滅。技術困難終有辦法解決,虔敬奉公的道德倫理一旦敗壞將無以挽回。

古立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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