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空防危機迫在眉睫

呂禮詩

中華民國國軍面對解放軍空中兵力「繞島巡航」困擾,次數急增,成為台灣空防最沉重的挑戰。如果國軍不願正視空防的戰力罅隙,甚至推諉責任或錯置資源,台海軍力失衡只會更加嚴重。


解放軍H-6K戰略轟炸機


解放軍Su-30戰機


台灣F16戰機


解放軍東風十六飛彈


台灣愛國者飛彈

二零一三年六月,剛接任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應美國總統奧巴馬之邀,在加州安納柏格莊園(Annenberg Estate)舉行首次的非正式高峰會。兩人不穿西裝、不打領帶,刻意營造輕鬆、自然的氣氛,習近平以「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論述了中方期望下的「新型大國關係」(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然而事實上,當時解放軍的空中力量,不要說太平洋,連第一島鏈都未曾跨越。

解放軍沒讓主席久等。不到二個月,擔任「情報、監視和偵察」(ISR)角色的海洋警戒機先穿越了宮古海峽,又過了一個半月,真正具有打擊能力的海軍航空兵H-6轟炸機,也開始經由宮古水道進行「遠海訓練」。

依據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的統計,航空自衛隊緊急起飛的次數從二零一三年的四百一十五次,二零一六年倍數成長到八百五十一次;機種從一開始的海洋警戒機、海航H-6轟炸機,陸續的投入電子情報收集機、空軍H-6戰略轟炸機、綜合電子戰機、空警二零零預警機、Tu-154MD電戰機、Su-30戰機,與電子干擾機等空中兵力。

承受解放軍空中兵力穿越防空識別區壓力的不僅只有日本航空自衛隊,中華民國國軍的幻象、IDF、F-16等戰機,與各戰管雷達站,自二零一六年起,也開始面對解放軍空中兵力穿越巴士海峽、台灣海峽與繞經台灣東部海域的困擾;今年一月至本月十八日為止,已高達十六次、相較於去年的四次,數量倍數成長。

更令人憂心的是,未曾出現於日本防空識別區的Il-78空中加油機,十一月下旬與Su-30戰機編隊飛越巴士海峽;另以往穿越島鏈的空軍H-6戰略轟炸機,攜帶的經常是顏色或構型不同的各式莢艙,本月九日及十一日二次往返宮古海峽,反常的掛載了射程超過二千公里的空對地「長劍二十」(CJ-20)攻陸巡弋飛彈(Land-attack cruise missile, LACM)。

台灣空防最沉重的挑戰,除了已兵臨防空識別區的各式戰機,解放軍的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的戰力,更是不能輕忽。

多型飛彈射程覆蓋台灣

以美國國防部今年向國會提交之《二零一七年度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為參考,現已成軍服役且射程足以覆蓋台灣,計有:「東風十一」(DF-11/CSS-7)、「東風十五」(DF-15/CSS-6)及「東風十六」(DF-16/CSS-11)等三型彈道飛彈,與「長劍十」(CJ-10)陸射巡弋飛彈(Ground-launched cruise missile, GLCM)及「長劍二十」(CJ-20)攻陸巡弋飛彈。

曾有英國媒體形容台灣是「插滿導彈的小島」,但國軍的飛彈防禦能力,是以二百枚愛國者二型(MIM-104D)及四百四十四枚愛國者三型(MIM-104F)防空飛彈所建構而成。依照美軍準則律定,若防禦的對象為人口密集的都會區,或駐紮部隊的港口、機場,為確保接戰效能,攔截一枚彈道或巡弋飛彈,必須發射四枚愛國者飛彈。如此一來,六百四十四枚的愛國者二/三型飛彈,只能接戰一百六十一個來襲目標,僅佔解放軍部署總數二千枚各式飛彈的百分之八點零五;就算改以「射擊—觀測—再射擊」(shoot-look-shoot)兩枚飛彈接戰,亦只能摧毀三百二十二枚來襲目標,攔截率也只能微幅提升至百分之十六點一;即使加上中山科學研究院研製、性能與愛國者類同的天弓二/三型防空飛彈,仍無法有效的反制解放軍的飛彈威脅。

愛國者飛彈不如預期

借鏡於沙特阿拉伯,愛國者飛彈的攔截能力似乎不如預期。十一月四日也門胡賽武裝組織(Houthi,又稱「青年運動組織」)向沙國首都利雅德機場發射一枚技術源自於前蘇聯「飛毛腿飛彈」(Scud)的「布爾坎二型」(Burkan-2H)彈道飛彈;未料,沙國發射了五枚愛國者三型飛彈,雖然皆「任務命中」(missions kills),但彈頭並未完全摧毀,仍在距離機場航廈的一公里處爆炸而造成「附屬損害」(collateral damage)。

無論是韓國、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向美軍購「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簡稱「薩德」),與愛國者飛彈進行「分層防禦」(defense by tiers);還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的神盾系統驅逐艦搭載「標準三型」(SM-3)反彈道飛彈,甚而更進一步引進「陸基神盾系統」(Aegis Ashore);或是以色列從低層的「鐵穹」(Iron Dome)攔截系統、「大衛投石索」(David's Sling)武器系統,到高層(upper-tier)的箭式二型(Arrow-2)、箭式三型(Arrow-3)飛彈防禦系統,其目的都是在更高的空域建立「縱深防禦」(defense-in-depth)。

台灣國防部長以「拒絕涉入大國的戰爭或幫其他國家作戰」為由,反對部署薩德,且不斷的向美國提出購買F-35戰機的意願;殊不知戰機再先進,也要能先撐過來自於彈道及巡弋飛彈的飽和攻擊,才有升空迎敵的機會,否則也是枉然。飛彈防禦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日前接受媒體專訪,特別提到了國防預算編列不足而依賴美軍的「搭便車症候群」現象,且強調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這個問題頗為在意;事實上,今年三月美國政府智庫全球台灣研究(Global Taiwan Institute)和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聯合舉辦的「美台政策未來」研討會中,也有類似的討論。台灣空防的危機,解放軍知之甚詳,所以將「遠海訓練」擴大延伸為「繞島巡航」,意圖造成人心的惴惴不安;如果國軍不願正視空防的戰力罅隙,甚至推諉責任或錯置資源,台海軍力的失衡只會更加嚴重,神佛都救不了!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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