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的制度比任何改革都紧要

 

素以仗义执言闻名的微博大V御史在途,因“金银花更名”事件与国家部委开战。这位真名叫陆群的湖南省纪委干部,坦陈“越来越厌倦机关里的风气。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太严重了。官场太假!没几个人讲真话,也没几个人听真话,说假话的不脸红,听假话的也当真”。他形容,这好比“皇帝的新衣”现实版。

而今,“御史在途”变成了“网友在途”,决心走出体制,成为真正的“普通网民”,正式向特权腐败势力“宣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御史在途”之勇,古已有之,这是一个良知官员之勇,也是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却也折射出当代中国最深重之耻。

中国是个神奇国度,每个人都有一个面具,一副处世盔甲。庙堂上演《宫心计》,官场上演《现形记》,江湖上演《水浒传》。教育撒谎,从小写作就假大空;媒体撒谎,《新闻联播》怂恿当事人背台词;官场撒谎,不讲真话,更是一门从春秋战国发端、历代王朝发狂、沿袭至今发臭的官场显学。

中国官场的欺瞒文化,是历代昏君或暴君的专制脸谱,就是拒绝真话,喜欢指鹿为马,喜欢被阿谀吹捧,讲真话的臣民统统没好下场。真话不重要,关键是表忠心。在权力威慑下,必须说假话才能活,而权力明目张胆不许人说真话,铲除真相,屏蔽真理,才能继续当皇上。

中国自古不乏铁骨铮铮,暴君之下成了冤魂,昏君之下成了异类。比干、伍子胥是中国历史第一代讲真话被昏君“焚炙”的代表;岳飞、于谦是中国历史第二代讲真话被昏君斩决的代表;谭嗣同、秋瑾是中国历史第三代讲真话被昏君杀头的代表;瞿秋白、史量才是中国第四代讲真话被独裁者枪毙的代表;刘少奇、彭德怀、张志新是中国第五代讲真话被独裁者折磨致死的代表。

一个不容置疑的常识是,如果因言获罪,大有人在,那这个国家脱离中世纪黑暗还不远,或仍陷其中。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任何想堵住真话嘴巴的,都不是好鸟,必败无疑。而官场欺上瞒下,往往会让主子摔得很惨。袁世凯听信谗言,相信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最后把命运都蒙骗到沟里了。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讲真话制度的建立,是神话的破灭,是真话的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一场讲真话、传真知的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与艺术大繁荣,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文艺复兴崛起了大英帝国,人文精神传播到美国,成就了一部联邦宪法,从捍卫公民讲真话到捍卫公民一切人权,维系了美国社会两个多世纪的自由、繁荣和稳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中国第一个讲真话时期,是春秋战国,宗师林立,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第二个讲真话时期,跨过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大兴文字狱的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苏俄革命纷至沓来,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仁人志士救国图强,民国大师群星璀璨,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剪了千年奴才的小辫子。第三个讲真话时期很短,只有昙花一现,伟大领袖鼓励讲真话,结果是引蛇出洞的权术,讲真话者一概被打倒,从灵魂与肉体一并折磨甚至消灭。

第四个讲真话时期,离我们很近,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全党和全民共识,伟大领袖从神坛搬下了人间。世界各种思潮、各种文明成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传播、碰撞、激荡、融合、创新。思想文化、科学艺术、民营经济、宗教领域,全面迎来复苏的春天。老中青三代众志成城,充满信任与友善。中央领导带头广开言路,把各路有识之士请进中南海,面对面交流请益。意识形态出现“三宽部长”,各种反思、各种辩论、各种尖锐批评,公开见诸报章。那个时候,不管有多少问题存在,但中国人相信未来“春光更明媚”。那个时候,旧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停用,而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巴金在《真话集》说:“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不折腾人的社会,人就讲真话,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有信任,有诗意,有干劲,有奔头。

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明启蒙、思想文化复苏的黄金时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文明进步的基石,为“中国模式”勋章打下了清亮的底色。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没有树立真话与真理的权威,就不能扫清封建遗毒和暴力哲学,就不能解放生产力,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耀世辉煌。

讲真话是善政的基础。假话的背后,是话语权的无道霸蛮,是特权集团腐败。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在博鳌论坛发言,语惊四座。他说:“国有企业应该起到公共服务的作用,而不是与民争利,更不是官商结合,政企不分,这样不仅要掏空国家,而且要滋生大量腐败。从央企巡视情况看,没一家干净。官商不分,官商勾结,就是这种体制造成的。”“御史在途”陆群向国家部委“宣战”的靶心,正在这里。

当下中国面临更多危机与挑战,如果恪守教条主义、自信主义,不给真话一个自由空间,那就势必两豆塞耳,只听颂歌,不闻雷霆。大跃进放卫星的教训极为深刻,GDP数字成橡皮泥人的教训,至今仍让当局者迷。中国经济数字有多少政绩纵欲、有多少杀鸡取卵、有多少注水猪肉?在经济领域,有多少特权通吃的肮脏内幕?在司法领域,有多少被遮掩的权力狰狞?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多少说真话、说真心话的自由舞台?

亚洲超人李嘉诚为什么把事业版图移出大陆?有三件事情,不断地折磨李嘉诚,令他焦虑:一是全球贫富悬殊状况持续,中国更可能恶化,特权顽疾难治,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靠“维稳”稳得多久;二是中国占全球人口20%,但只有9%可耕地,安全饮用水只占全球水资源6%,政绩纵欲式经济必将偿付巨大代价;三是不阳光,不讲真话。李嘉诚说:“不是今天我跟你有没有说真话,也不是你有没有和我说真话,而是我们要有一个自觉——尽量在行为里更透明、更真实,每一个人都努力,才可以创造一个更公平公正的社会来。”

如果政治正确比真话重要一万倍,那么各种奇葩、各种荒诞依然会粉墨登场。CCTV新闻联播报道,我国首次集中公布百人红色通缉令:政府将不再为外逃腐败分子保密。民众不禁要问,我国过去一直都为外逃贪官保密?除了公布的一百个,保密的外逃贪官还有多少呢?这真是黑色幽默。

谎言依然会传播,但捍卫讲真话的制度,会在第一时间消解谎言。在美国有许多像《华盛顿邮报》总编本杰明·布拉德利这样的杰出媒体人,无论政府打压还是名利诱惑,都无法阻挡他们追逐真相的脚步。布拉德利率领部下夺得了18个普利策奖;水门事件持续发酵的28个月里,安排发表400多篇真相报道,迫使尼克松引咎辞职。他说:“只要记者说的是真话,并且客观公允,就不需要担心后果。”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讲真话的制度条件。

习仲勋有两句名言。一句是1961年说的,那时国事蜩螗,民生维艰,如何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局?习仲勋入户走村,聆听群众疾苦;解散食堂,顺应群众呼声;开仓放粮,急群众之所急;定谳放人,救群众于倒悬。习仲勋巡视了长葛监狱,对当地书记说:“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另一句是1984年,习仲勋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提出:“能不能出一个保护不同意见的法或者制度?”这是一个良知政治家之问。

一个不敢讲真话的社会,遑论进步。如果没有一个讲真话的制度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空话。中国梦,当从捍卫真话制度始。

郎遥远,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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