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作为低端人口的习近平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有些人莫名惊诧、怒发冲冠,似乎这是中共第一次干坏事。其实,此种“阶级清洗”,共产党一直都在干,乐此不疲,花样翻新。从八十年代流行的“盲流”这个词汇,到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上和宋丹丹在小品中竭尽嘲讽之能事的“超生游击队”(当时大家看得都很开心),再一直追溯到毛泽东时代的“四类分子”、“黑五类”、“黑九类”,相比之下,“低端人口”的说法显示中共与时俱进,已经变得“文明”多了,你们还有什麽怨言呢?

中共标榜“平等”,然而中共最拿手的就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者李若建在《中国贱民阶层“四类分子”》一文中,梳理了中共人为制造“贱民阶层”的历史脉络:中共建政初期,在一些地区,最初只有“三类分子”的称呼(地主、富农、反革命);后来加上“坏分子”成为“四类分子”;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四类分子”中增加“右派分子”,成了“五类分子”,即后来民间口耳相传的“黑五类”。文革中,“五类分子”之后又增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四类,变成了所谓的“黑九类”。

这些不属于“人民”的“贱民”,数十年来受尽歧视、羞辱和迫害。在农村,很多地主和富农被从肉体上消灭,其“原罪”还延及第二代、第三代。居住于大城市的贱民,则在一次比一次猛烈、残酷的政治运动中被像垃圾一样清理出去。中共原本是一个农民党,极端缺乏管理现代城市的经验,夺取政权后向苏俄“取经”,苏俄控制城市的做法就是:将城市居民按照不同阶级加以划分,无人例外。然后,将敌对阶级驱逐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赶到偏远地带、不毛之地,或在集中营里集体劳动,或任其自生自灭。如此,城市就能安全、整洁、井然有序,用斯大林的说法就是“像玻璃一样干净”。

在平时常规的人口控制之外,每次政治运动都会伴随着对特定人群强制性的迁迻政策。比如,一九五八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上海将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城区,造成若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一九五八年十月,汕头市一批“四类分子”共一千七百八十九人,被迁居于粤北部山区。一九六三年,新疆也发生了将“五类分子”和逃苏未遂人员内迁的情况。

文革期间,当局将“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成为普遍性的政策。文革初期,北京市有八万五千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天津全市则有四万两千人被遣送到农村。估计,当时中国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习近平就是那时被赶出北京的“黑九类”之一。以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勛的罪状——习仲勛被毛泽东钦定爲“利用小说反党”的“反革命”,之后又被戴上“叛徒”、“特务”等“帽子”,习近平当然也是“五毒俱全”,北京之大,却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习仲勋是最早一批垮台的中共高级干部,被打倒十六年,单独关押多年,一度精神失常,耳朵也被打聋。因此,习近平在十岁时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崽子”。

已被关闭的“共识网”在二零一三年发表了与习仲勋有“忘年之交”的杨屏写的一篇文章《习仲勋与近平的父子情》。那时,习近平刚刚上位,正在与对立派系作殊死搏斗,宣传部门来不及删除这篇文章。如今,习近平大权在握,习仲勛的坟墓被修葺得如同皇陵一般,此类文章再也不可能流传了。

杨屏在文章中回忆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刚刚复出的习仲勋将儿子从北京召到河南洛阳,那时正是酷暑难当。在此前的一个月的一天晚上,习仲勋因为想念儿子,竟当着这个“忘年之交”的“小朋友”杨屏的面,哭了两个小时都不止。

杨屏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老人这样哭,一个像我爷爷般年纪的老男人在哭。没有声音,只有泪水,嘴唇在颤抖。这场景,如今想起来,我都浑身战栗!我当时被惊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老爷子,竟然不知道给他拿毛巾擦脸。后来,当看见他用手去擦桌子上的泪水的时候,我才想起来”。

杨屏回忆说,当时他和习仲勋碰杯喝酒,酒还没有下肚,习仲勛的眼泪又涌出来了。“放下酒杯,他用两只大手盖住整个脸,擦了好几遍眼泪。抬眼看着我说:你爸爸比我好哇,把你照顾得这么好。我也是当爸爸的,因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少年习近平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革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起来。据习近平自己回忆,因为他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家属揪出来。那时,我十五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

中央党校召开批判六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前五个是大人,第一个是中共著名的理论家杨献珍。这六个人都戴着铁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压得受不了,习近平只好用两只手托着。习近平的妈妈齐心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习近平”时,齐心被迫举手喊口号打倒儿子。批斗完了,近在咫尺,母子也不能相见。

此后,一次意外的相见,成为母亲齐心一生的痛。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习近平跳窗户跑回家,齐心吓坏了,问他怎么回来了?“妈妈,我饿。”近平哆哆嗦嗦地说,想让妈妈给弄点吃的,然后进房间换衣服。然而,习近平万万没有想到,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做饭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

习近平知道,不是妈妈心狠,而是被迫无奈——如果不去报告,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自己也会被抓走。那样,远平和安安怎么办?他俩还是小孩子啊!饥肠辘辘的习近平,当着姊姊安安和弟弟远平的面绝望地哭了,又绝望地跑进雨夜。

最后,颐和园一个看工地的老头儿收留了习近平,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一夜。第二天,习近平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抓进“少管所”,参加专门爲“黑帮”子弟设置的学习班,并接受劳动改造。这是习近平的“一进宫”。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毛泽东抛弃红卫兵的开端。不过,在关押中的习近平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主动要求上山下乡,说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延安去”。造反派一看,去延安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他去了。

然而,刚去延安梁家河村的习近平,在村里人缘不好,上下不待见,与同去的知青也不合群。据习近平回忆:“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五个月后,无法适应农村原始落后生活的习近平逃回京,不愿再回延安。但是,他在北京的家早已不复存在,户籍也被注销,只能东躲西藏,过一天算一天。最后,他又被当成非法“盲流”,关进了“学习班”,半年后才被放出来。这是习近平的“二进宫“。

今天北京的“低端人口”所遭遇的一切,当年的少年习近平统统遭遇过,他们都被一双看不见的巨手驱离北京。如今,习近平偏偏对那些遭到驱逐的“低端人口”毫无一点怜悯之心。对“低端人口”发起的这场雷霆打击,如果没有得到习近平的首肯,刚上任不久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岂敢轻举妄动?习近平俨然是毛泽东第二,那些被暴力清理的“低端人口”,对他来说只是“内参”中的一小串数字而已——“低端人口”越少,中南海就越安全,这点代价是值得付出的。

或许,连习仲勛都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如此无缝衔接地由被害者变脸爲加害者。习仲勛晚年最大的担忧,就是党内再出现一个毛泽东似的暴君。八十年代初,有一次习仲勋和彭真在会议的间歇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

饱经风霜的习仲勛深知共产党的权力运作方式,民主与法治跟共产党无缘,杜绝再度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难哪”。他却不知道,受尽折磨的儿子习近平,居然成了有样学样、以毛爲楷模的共产党党魁。

余杰,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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