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名份诱惑”的历史注解


20多年前,李逊女士曾跟我说起,她在研究“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运动,我没在意。20世纪90年代,她去了美国,还是为了这个研究项目。21世纪初,她返回了上海,继续为这个项目在奔波,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已经从上海“文革”工运史拓展为整个上海“文革”运动史了。今天,刚出版的100多万字的新书《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下称史稿),就搁在了我的案头。当面对耗费了作者20多年美好光阴、凭借作者的信念和乐在其中的坚持而完成的书稿,不得不让我肃然起敬。

细读这部书稿,字里行间的纷繁、离奇、诡异、荒唐……那个年代所有的人生乱象,向着我们蜂拥而来。对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而言,就像一幅大型历史风景画和动态全景画,它带着强大的历史张力,缓缓展开。同时,书稿又像一个平静的叙述者,故事中充满着细节和活的生命形态,记忆、经验连同感情一起被惊醒。

作为一部重要的断代专史,其历史使命显然不仅是满足当代亲历者们的阅读,更重要的是要给未来的读者和研究者们留下历史。未来的读者,他们将在远离当代的时空中,从字里行间读出事实的真相,这才是本书最大的意义和价值。

为了确保真实或者说更接近真实,作者长达20多年的历史书写过程,不外乎就是当事人访谈、寻找阅读各类历史资料、伏案写作三种方式,三种形式都极其枯燥乏味,其行为过程绝对称得上是一种高级别的行为艺术。而这种坚持身就是一种态度,有学术的、有人生意义的。因此,我不想仅用职业眼光和学术价值标准来研读此书,我更愿意把书与人之间那种机缘和命运之间的默契作为本文写作的基点,当然,还是一贯的写实。

一、让历史活过来,是撰史的一种境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我们眼下的当代史都是“农转非”和“臆想性写史”。虚构或观念先行,成就的史书也一定是利于撰史人或活着的人的历史。脱离了历史现场,又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挖掘现场、还原现场,这是当代史学界的通病。而这样的历史只能是冷历史,因为它缺乏生命温度和学术真诚的点化。

因此,让历史活过来,是撰史的一种境界。而活过来的前提是接近真实,还原历史细节。通达这种境界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认真的态度和踏实的历史寻踪,脚踏实地在历史资料中爬梳,其过程十分艰难。无论你是田野调查还是徜徉于故纸堆,艰难如同修炼。所以学界有一种说法,历史书写是成本最高,成效最低的学术劳动。有时可以为一个细节、一句话的考证,花去你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尤其是当代史的写作,文字资料匮乏,许多信息和材料缺乏足够时间和学术沉淀,所以,查询资料、去伪存真,更需要一手田野调查和反复甄别。

20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不少优秀的学者,通过深入扎实的农村田野调查做出来的学术成果,至今还有生命力。如梁漱溟30年代山东乡村实验,陈翰笙带着薛暮桥和孙冶方做的农村调查,费孝通《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他们都是深入现场,零距离的调查才做出严谨的学术判断,因此,这些著作的学术坐标意义至今尚存。尤其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30年代,在十分简陋的交通通信条件下,艰难走遍大半个中国,实地考察分析中国历史建筑及其地理和文化环境,写出《中国建筑史》已近80年了,其留下的的历史建筑图像和著作的经典意义,至今无出其右者。

显然,做史态度决定立意高度。《史稿》作者,不但有着不同于上述前辈学人的工作难度,而且,因为是当代史撰写,大量资料阅读、辨识、甄别就是首要工作。落定的官方档案至今未解密,只能以散落在民间的资料为主。

虽然“文革”时期,传播介质比较单一,但还是生产出非常多的信息资料。作者面对的是海量的传单、大字报、学习资料、批判材料,还包括公告、文件等半官方材料,还有各类组织的文件和内部资料。资料来源越来越多,不断发现也就意味着不断否定之否定,需要十分认真阅读、比对、核实、甄别。这种阅读和核实的过程,工作强度非常大,绝对是重体力+重脑力复合劳动,经常为一个刚反复求证并形成的事实判断高兴不久,就被新发现的材料而否决,这种心神俱疲感,有时真让人崩溃。

其次,作者基本遍读“文革”结束近40年来,一些领导人陆续出版的回忆录、传记;各类关于“文革”的研究著作和资料类读物;还包括已经出版或半公开的回忆资料和“文革”中官方公开的各类文件。这些书稿和资料的撰稿人、办刊人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角度,甚至有很复杂的情感因素,因此,多重角度释放的大量信息,错综复杂,需要核实比对。但这些材料同上述生产于“文革”中的资料形成很强的互补性,原始资料加上理性回忆,对形成书稿的基本框架,和关键性细节的核实起了关键性作用。

二、深入访谈“文革”当事人——一条更加艰难的取证和印证的道路

对这类固化的文字资料予以活化,不但需要仔细阅读和分析这些历史资料,更需要通过经验和感受的通道,来回看历史。在还原历史真实的过程中,作者依然受困于资料的单一所带来的思维片面性。为了进一步求证,作者选择了另一条更加艰难的取证和印证的道路——深入访谈“文革”当事人。显然,这个过程更加艰难。作者没跟我说过访谈当事人的具体过程和心理状态,但作者的多次当事人约谈过程,我是亲眼所见。

当事人访谈方式,曾有学者做过,但《史稿》作者所规划的当事人访谈数量和访谈内容非常广泛。事实上,实际完成深入访谈约120多人,访谈过的人次约数百人次,有的人需要多次访谈。全部访谈记录整理之后,都给被访谈人仔细确认。这项工作不算上后期整理,即是前期预约、访谈过程,工作强度就非常大,绝对是耗时、耗力、耗精神。而且作者坚持直接访谈,就给访谈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文革”当事人身份状态各异,身体状况不一,有的当事人身体状况很差甚至病重。大部分当事人都在“文革”中出尽风头,他们或者是造反骨干先锋,或者是“文革”文胆,无论是使用鞭子还是笔杆子,都做过错事或坏事,“文革”后要么被处分,甚至被判刑。其中当然也有“文革”中的受害者。这些访谈对象群体的复合型特征,造成了这个群体心理状态复杂多变,他们大部分人生状态低迷,内疚、悔恨、甚至愤怒等等,组合成一个基本的心理状况。不愿再回首那段经历,是大部分访谈对象的普遍心态。

因此,突破当事人的内心障碍是第一个难题。而要突破访谈对象的心理壁垒,首先作者自己的心态和心理必须健康和强大,因为,一个心理访谈者首先必须是访谈对象的情绪垃圾筒。访谈者自身心理状态,决定吸纳和消化信息的能力,这种方式的撰史做法,作者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好访谈前的功课和必要的知识资料准备外,更需要意志和心理的充实。同时,面对被访谈人,需要热情、耐心和真诚。作者为本书坚持了多年访谈经历来看,平等与理解的访谈姿态十分重要,就容易获得访谈对象的信任,能顺利进入话题。

预约当事人是访谈的第一步,预约有时意外的顺利,有时被断然拒绝,过程充满戏剧性。需要用十分仔细和理解的态度预约,还要预设访谈话题,不断的交流和不厌其烦,才能获得当事人的理解和信任。对一些重要的事件或为了一个细节的核实,有时需要多次反复访谈,才能廓清。有的当事人“文革”后受到法律惩处,不再愿意重揭疮疤,宁可把过去带进坟墓。所以这种访谈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或者不同的情绪下,该选择什么方式预约、访谈,都体现一种艺术性。

访谈原则必须是平等和畅所欲言,访谈的基础是真诚而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今天,不少当事人已经作古,作者长达多年的访谈,也为我们抢救了一段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在《史稿》成书之外,形成了另一个特殊的史料价值。

三、革命名分的诱惑

《史稿》面对的是长达10年“文革”史,而作为“文革”重镇,上海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史稿》准确的锁定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和上海“市革会”写作组,这两个上海“文革”造反运动中的两个典型对象。从现象上看,北京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缘起,反体制、破制度是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后果。但红卫兵运动高潮只持续了近两年,大部分学生就上山下乡被放逐了。

而差不多时间兴起的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才是“文革”的主力军。上海工人运动和上海“市革会”写作组,是贯穿上海整个“文革”史、影响全国的两个典型符号。如何驾驭这样大的历史题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整合纷繁的线索,梳理出清晰的写作脉络,叙事展开要有逻辑,与事实要形成准确对应,还要符合基本的学理规范。作者在《史稿》写作中,创造性地发现并提出了“革命名分”的概念,继而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可扩展的叙述句式:“革命名分的诱惑”,这不但准确而又有说服力地落实了写作的逻辑起点,也顺利地形成书稿主体脉络。

显然,作者提出的“革命名分”概念对应的是“经济名分”概念。经济名分不但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社会群体分层的基本依据。“经济名分”的阶级认定标准是财产占有量,其中包括两个辨量:一个是财产可量化;另一个就是财产类型可分解。“经济名分”的历史合理性在于,它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充分体现了社会、历史、意识的逻辑性进步。这样一种名分,其稳定的基础是依靠法律的对合法财产的保护,以及超越不同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的社会、文化趋同的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支撑。虽然对财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解释,各个历史阶段、各种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设定,但基本都认可并维护这种经济名分。这种整体性社会评介力量不但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也是对人类天性的一种保护。

而“革命名分”概念,一般都是在社会特定时期被某种政治力量使用的一种工具。相对经济名分的理性操作模式,革命名分基本采取暴力模式,包括思想暴力、语言暴力、身体暴力等整体性暴力操作,才能推动这种非理性的社会分层的基本实现。大动乱、大革命、大变动,一定与现存体制和制度结构形成对抗。打破现存制度的前提,就是打破制度的社会基础,即以经济名分为标准形成的阶级分层。而打破不是目的,而是为建立一个取代现存制度的新的制度。革命名分通过暴力方式,快速地重置了上中下层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地富反坏右等下层阶级分层、这种非理性的阶级分层,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严重社会后果。

“文革”初期,区别于北京红卫兵运动,上海工人运动开始也短暂体现民间性质,但很快就被组织性特征所替代。上海作为“文革”实践的重地,尽管其间有武斗等乱象,但从开始真正的大规模发动到最后被整体收编,经过的是动员——失控——再动员的过程,民间群氓力量始终得到来自上层的明示或暗示,都体现了行政动员的运作特征。当实现了这种收编之后的上海“文革”,已经有了与革命名分对称的新的政治社会制度。因此,短暂的身体暴力后面,跟着的就是在革命名分旗号下的,长期的思想暴力、语言暴力,随着这种暴力的不断落地,也就铸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归宿。

这种所谓的“革命名分”概念的形成,其实已经持续发酵了几十年。49年后的社会,经历过各类运动的清洗,已基本消灭并重构了经济财富概念,只是到了“文革”期间,发展到概念荒唐性实践的顶点。但这种逆历史潮流的社会阶级分层一直处在十分尴尬之中。当脱离整个世界价值伦理轨道后,就需要设计一个新的政治伦理,赋予“文革”行为的正当性。“革命名分”就是这种历史过程发酵的必然结果。

上海“市革会”写作组,其早期源头是在“文革”之前,从样板戏的策划和操作到批海瑞罢官,写作组的早期政治思想霸权症候已经形成。“文革”中,区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实行身体暴力,作为上海工人运动形式变体的写作组,基本是思想暴力和语言暴力的执行者。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理论的御用转换,为“革命名分”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合法性”。这也是国家层面的行政性动员机制和控制机制形成的思想基础,从政治学上或社会基本伦理上,建构一种能产生全民性认同的价值观,实现人们和社会从抵抗到拥护的意识反转。

因为“文革”期间,在“革命名分”概念下,人的身份是被指称的,随意、主观和粗糙的任意指称,这就给任何手握这种权力的人,有了泄私愤、报私仇的各种机会。而社会群体本身隐含两个含义,一个是具体的人,一个是抽象的人。“革命名分”只能非常牵强地解释抽象的人,就如阿伦特所言,“是行政性结构性行为,进而构成了整体性犯错的条件、环境和气氛”。而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在作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事件和行为时,就必定是十分离奇和荒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和语言暴力对人的伤害是深层伤害,其伤害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文化运动。所以,《史稿》作者对上海“市革会”写作组予以大笔墨叙事的意义也在于此。

同样,相对于经济名分的长期性实践,“革命名分”的荒诞和不稳定性,也就注定了这种模式的短期性。今天,作为国家层面的整体的观念反拨,需要民族性意识反思。《史稿》正是通过本书,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该如何从感情思维迈向理性思维,并形成社会的整体理性意志和自控能力。

作者曾跟我说,《史稿》是努力追随史记的书写风格。作为一部当代史,用冷静笔法,作者犹如讲故事,叙事语言文学化,历史就变得十分感性。从《史记》到《万历十五年》,任何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无不都是这种叙事方式?感性叙事中,隐含观点和判断;建章立意,尤其是标题方式,也就从故事中自然提取,呈水到渠成的自然呈现。

《史稿》有十分合理的谋篇布局,章节标题取舍和每章之后的小结,充分体现了作者精心和设计,以读者阅读的方便进入作为写作价值标杆的态度值得史学界的借鉴。语言朴实反而显示严谨和诚恳,作者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不做过多的装饰性或者过于矫情的语言。因为,这种牵动万众读者神经和情绪的历史书写,本身就会遁入一种情绪失控的怪圈之中。因此,滥用情绪和过于矫情,都是历史书写的大忌。从这个意义上看,《史稿》是保持了一种历史专业主义的矜持和严谨,因为,感性叙事方式足以牵动读者阅读情绪,并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应的亢奋和冲动。而这正是写作者的所追求的理想结果,其实也是作者和读者返璞归真的互动过程。

我们今天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关口,当整个史学界基本都在回避这段历史时,李逊女士却做了一个史学家该做的事。而更该称道的是,这20多年的写作成书过程中,既没有我们眼下许多人追逐的所谓科研项目经费,也没有任何机构或单位资源的支持,只是凭借一己之力和心中那么一点理想,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未来“文革”研究绕不过去的《史稿》。

(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第一版)

王国伟,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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