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益的内在危机

有人说中国慈善公益正在进入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我一如既往地认为,繁荣是假象,混乱是现实。这样的判断不仅基于公益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还包括这么多年来对社会公众慈善公益行动的理论观察和行动反思。

我在观察和反思中发现,缺少人人平等的社会共识、关注个人困境而忽视制度性改善、政府急功近利介入民间互助机制带来的破坏等,都是中国公益混乱的内在危机。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时候你们去那种特别穷的地方,我要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看。我家孩子养得太娇贵了,让他去穷地方看看,受些教育,免得整天在家里嫌弃这嫌弃那的,让他去看看那些想读书、没有钱上不了学的孩子。

把公益当成审美,把别人的困境当成“忆苦思甜”,把献爱心当成培养孩子道德优越感的工具,这些都不是慈善公益,不是在传递“找寻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价值”,是在灌输贫困是可耻和需要怜悯的,让孩子从小瞧不起“陷于困境的人”,让孩子从小接受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实,去忽视人的价值,而注重短期的利益平衡。

带着孩子去农村,去贫困的地方走走看看,正确的方式是让孩子了解社会现实,了解这个社会还有这样生活的一群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不管社会竞争中他们处于何等不利的地位,他们依然有办法活下来,并且找的自己的“小确幸”,这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伟大价值。

只有在这种观念之下长大的孩子,在未来面对困难的时候,才会更有信心去接受挑战,他的内心才会潜移默化地接受人人平等的观念,才会在生活和工作中去“找寻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价值”。当这样的孩子,未来成为一个组织或企业领导人的时候,他才会有能力去区分组织中每一个人不同的价值,去带领这个组织或企业更好地前进。

而只让孩子去贫困地区“忆苦思甜”,可以说,是建立在“反人人平等”、“反公益”之上的社会行为。

不少人以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陷于大病困境中的家庭送一床被子,自己的爱就已经融化坚冰。人家生病了,最需要不是被子,而是看得起医生吃得起药,以及平等的治疗福利制度。对于这些渴望廉价改变的人来说,从受助人需求出发的事,做起来都比较难。有一点做起来不难,那就是身陷困境的人尚未走出困境,他们已经和爱心人开始登台演说“大爱无疆”。

2009年,河北农民孙文辉10岁的儿子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了医治儿子的绝症,全家举债近30万元。 2010年春节后,儿子又开始出现发烧等症状,医生说,只有花40万换骨髓,不换就只能死。

3月31日,走头无路的孙文辉,天不见亮就飞奔一百多公里来到北京,找到红十字基金会申请资助。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只救白血病,不救再生障碍性贫血,即使白血病人也不是来一个救一个。孙文辉跪下了,工作人说不救;孙文辉把头磕得嘭嘭响,工作人还是说不救。他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架在工作人员脖子上问“你们救不救?”。

十多分钟后,一群特警赶来,把工作人员救了下来。

在这之前,他用颤抖的声音给老婆打电话说“好好照顾咱们的儿子”,特警抓住这个机会,夺刀救人。

一个月后,媒体让这个血腥暴力的故事有个感人的结尾。有人给孙文辉儿子治病捐款,有基金会提供生活补贴,红十字基金会出具谅解书,孙文辉保外就医。

孙文辉、南京“鸡腿妈妈”、广西杨六斤,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故事,它们一次次激发着社会公众的泪点,一次次采用人工充气的办法制造“正义的能量”。表面上看,这些故事好像都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春天”,实际上是没有人愿意去思考社会福利、制度平等、责任失缺等给人造成困境的根本性问题。

这些年,公益人和社会公众会都习惯擦干泪水之后,切换到“大爱无疆”,对系统性解决问题的思考视而不见。慈善公益专家也会趋利避害,从弱者入手解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解决不掉,就把弱者当成问题解决。有专家就正义凛然地说:“孙文辉这种行为应坚决制裁!”

每次看到类似孙文辉的故事,我就觉得中国的社会互助机制,正在陷落到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之中。行动与价值脱轨,公益人在台上讲“生命无价”,在台下算每条生命给多少钱。穷人把贫困当作工具,富人把公益当成审美,这些都漂浮在中国慈善公益头上的魔咒,几十年阴魂不散。

1949年以后,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生活,国家统管了一切社会服务与福利,原有的社会互助机制在新制度下魂飞魄散。从生儿育女到生老病死,国家包干了一切,一切都按计划分配,人活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人与人之间重要的关系不再是社会互助,而是对国家和政权的忠诚。

直到改革开放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贫富差距,社会互助机制才重新被从政策面提起。1981年7月28日,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成立第一家慈善公益基金会。这些成立时间早、体量庞大的国有慈善公益组织,大多是按照行政体系的附庸设计,大部分精力都是在完成政府转移的行政任务。把“扶贫济困”当作行政任务的背景,让官办公益的实践往往了无生机,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参与者勉为其难,受助者强作欢颜,宣传上效果甚佳,社会效果难圈难点。

一个好的公益项目是从社会问题开始,去发现人的困境,找寻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价值,继而推动社会互助机制的完成。这样的公益项目不是没有,而是还未形成民间互助机制,就被政府制度性推动挤压得一干二净,譬如“希望工程”。

首先,必须承认“希望工程”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棒的项目,现在除了被某些人拿来做宣传用,几乎找不到成型的研究资料。大家都很清楚,“希望工程”的火,不是“希望工程”按照民间互助机制的做法,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火”了,而是1992年,两次给“希望工程”捐款的“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下子激发了全国的党员干部、工农商学兵、中小学生排队给“希望工程”捐款,把“希望工程”催肥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希望工程”开始玩虚假的感谢信,把几个亿的善款拿去炒股赔了。世纪之交的那场巨大风波,最终让“希望工程”悄无声息地暗淡下去,乏善可陈。

公益不是道德建设,而是权利建设,建设一个人人都有权利得社会救助的机制。这种关乎人的权利建设的工作,关乎发现人的价值的工作,不是有钱、有权力推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需要根据前人“权威的经验”进行摸索,而不是一切皆由自己从头做起。“发现人的价值”的工作权威,不是通过强制手段给你的权威,也不是形式上的权威,而是指真正对工作具有指导价值,能让你心悦诚服、认真学习的权威。

譬如,你对“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有兴趣,想通过“金融扶贫”来解决中国穷人缺少资本的结构性问题,那就必须对格莱珉银行心悦诚服、从头到尾地学习;如果你不按照格莱珉银行的做法开始,而是择其有利而习之,择其无利而弃之,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正确的起步。发现人的价值的工作,项目的有形目标是其中的手段,实现有形目标的过程才是实现发现人的价值的关键。关注过程,你就必须借鉴、研究“权威”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行动和理念之间的关系。一个公益项目如果只注重有形目标,行动开始之日,就是行动失败之时。

当一个慈善公益组织用行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潜心去寻找、发现、学习有独特价值的经典项目,也就是自己的“权威”。行动者根据“权威”的核心价值和方法,一步一步地来演变自己价值和方法,创新出独特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简而言之,就是在模仿中行动,在行动中学习,在学习中找寻转化与创新的契机。

中国现代社会互助体系的重建与转型,中国公益的重建与转型,首先需要一批放弃一切利诱、把促进人的尊严当作行动指南的公益组织。在此基础之上,去突破、化解中国公益组织当下身处的内部危机。

建立一个公益组织容易,选好一个方向、做好一个项目非常难,特别是处理中国公益面临的内在危机的时候。对于专业的公益人才,除了专业性的要求以外,还需要有规避利益冲突的独立性和具有人文素养的跨专业人才,而这样的人,在中国本来就少之又少。

周健,纵览中国,原载: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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