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中正紀念堂」轉型問題

杭之 政論家、國安會前副秘書長

「中正紀念堂」轉型的問題陸陸續續被議論很長一段時間了。幾個月前,文化部啟動轉型的「社會討論計畫」,希望透過工作坊、公民討論等所謂「審議式民主」來凝聚共識,以供修法之資。上周,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重點,除政治受害者的除罪化,就是威權象徵的清除。中正紀念堂首當其衝。

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很特別,大約30年的進程,基本上是由原來威權統治的政黨主導,加上許多歷史的、現實的原因,社會是撕裂的,轉型的樣態也很怪異。最主要的是,造成非常體制下諸多不義的威權統治者,仍然被以「國家」規格尊崇紀念。帝王陵寢格局之中正紀念堂矗立台北市中心,且隱然成為社會政治秩序之重點區位,就是表徵。

由於社會是撕裂的,怎麼處理「轉型」是一個大問題。照條例條文,像中正紀念堂這種以國家規格來尊崇威權統治之象徵存在,「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你可以移除,炸掉拆掉什麼的,恐怕多數人不會覺得好,爭議對立也不會小。你可以改個名字,什麼自由廣場啦,什麼民主公園之類,但陵寢建築還是陵寢建築,矗立在那裡,精神不死。至於「以其他方式處置之」,可以弄得瑣瑣碎碎,也可以弄得有點格局。

不管要怎麼「轉型」,全局的「共識」本來就不容易。以文化部剛開始辦的工作坊,首場討論一整天,竟然只對圍牆及動線改變較有共識。以後換另一批人的討論會怎樣不知道,但如果都只能討論出這一類技術性問題的共識,那出來的方案就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面貌了!

營造全局而非枝節

問題的核心其實就是要怎麼定位這空間。除非消滅原來的空間,讓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否則,就必須有一個戰略性的、方向性的構想,從尊崇帝王的陵寢建築,要「轉型」成什麼樣的空間?這是主事的有司要拿出來的方案。如果只是瑣碎的一些調整,或是「唯名論」地弄一些文字名字的改動,那最後極有可能「轉型」成一個四不像的奇怪空間。

從上世紀末,一些可能的構想方案曾被提出,其中一個構想是將中正紀念堂的空間規劃轉型為民主的國會園區。這個構想由許多人先後各自提出,我在立法院也為此辦過公聽會,撰文呼籲。但那時的政治形勢使得這提議只能空留紙上聲。

在那非常體制下,一方面強調當時的時空是「臨時的」,一方面「人民的主體性」無足輕重,所以最高民意機構因陋就簡,將就了事。建築是權力的表徵。正如西方民主國家的例子展示的,成功的國會建築,不只是民主的劇院,更應該是人民的場所。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為民主的國會園區,讓尊崇帝王格局的陵寢建築、一個威權的前現代空間,轉型為民主的劇院、人民的場所這樣的現代性空間,那將是民主化歷程的一個標竿。

在這撕裂對立的社會,轉型一定帶來衝突緊張,但不轉型,將使過往的種種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懸在每一新世代的人的頭上。就如猶太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指出的,只有通過持續的相互寬宥,才能從人們的所作所為中解脫出來,讓寬恕者與被寬恕者都從行動的後果中解放出來,並且用承諾來約束自己,在未來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

我們的轉型工作,是要在撕裂氛圍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還是要停留在對立的無休止循環?這就要看轉型是瑣細的枝節,還是營造全局戰略性的轉型。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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