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现象——国家伤痛最深处

林则徐名言:“为国者首以人才为重”。国家发展当然依赖本国人才的贡献,任何压抑人才的“伤士”都是对国家的深重伤害。前清官吏都有这一认识,偏偏“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成为中共秉国的伤痛最深处。“伟大毛时代”再三贬辱士林,倒置贤愚,罄竹难书,“深远影响”绵延至今。随拈一例——甘肃会宁曾以“状元县”著称,近年发生乡村教师离职潮,教师不愿再为乡村孩子传道授业,纷纷离职报考警察。陇西县也出现“离教投警”热潮。原因虽然众多,最根本的还是待遇与社会地位。基层警察与教师的薪差也有几百块,但在警察的特权面前,乡村教师已无谈论职业理想的兴趣与冲动。西部地区师资本就紧张,贫乏的学习条件导致一茬茬孩子辍学,过早进入社会,惹生不少治安隐患,加剧基层警力的需求度。然强警毕竟治末,强教才是治本。尽管2012年中央发文要求保证教师均薪不低于公务员,但基层仍无法改变教师明显低于公务员的窘状。大陆现有330万乡村教师,长期低薪,物质精神双重困境,形成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窘状。(《新京报》2015-8-13)

马列主义以贫为贵以愚为尊,悖违理性,势必招致士林诽议。但为证明赤色革命必要性与改天换地的“实绩”,各国赤党为铺展赤图——公有制、计划经济,“只能”镇压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1957年,毛共向士林亮剑,知识分子长期被贬“臭老九”。文革后虽宣布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但社会机体深重受伤,价值体系严重歪拧,已无法简单矫治回正,只能由几代人慢慢“擦屁股”、扳回来。

屠呦呦现象

2015年10月,85岁的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此前,屠呦呦一直得不到社会承认,无法进入科技界主流,贬为“三无”——无院士衔、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青蒿素”(治疗疟疾新疗法)获奖,也是人家老外运用西式智慧征询:“除您之外,您认为谁该获奖?”其他三位发明相关人一致指屠,屠呦呦这才“脱颖而出”。好险,如果屠女士未享高寿,也就接获不到这份人生收获;如果不是人家“砸”来诺奖,还不就“非常正常”地埋没了?

墙内开花墙外香,很反讽很尴尬呵!屠呦呦的祖国为什么看不到她?为什么长期“灯下黑”?一直那么起劲呼唤“诺奖”,为什么硬没发现屠呦呦?“诺奖”既至,大陆这才行动起来。2016年1月,屠呦呦与一位院士共获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打破该奖惯例——首次授予女性及非“两院”院士。(《中国青年报》2017-1-10)

屠呦呦现象当然凸显中共无法掩饰的“欠债”——人才评价机制严重歪斜。1949年后,此前民国已趋成熟的人才评价机制尽遭扬弃。大陆知识界长期行政化,“人的因素第一”,人文社科领域更是“政治第一”,评价机制深度扭曲,形成痼疾。

评价机制严重落后

人才评价机制的科学化精细化,乃是一项“高精尖”人文工程,需要数代或十数代人的摸索打磨。欧美的领先植根文艺复兴以来大方向正确——尊重个人权利,同时积累了六七百年的各项经验。1980~1990年代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大部分“乐不思蜀”,除了物质生活差异,主要还是人文环境的巨大落差。留学生们很快发现:欧美社会法治化,个人努力与社会承认速率成正比,评议机制极富激励性。而国内到处武大郎开店,必须讲关系——“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数十万学子滞留海外,中共以“爱国主义”召唤他们回国,应者寥寥。他们虽然怕穷,但更怕埋没怕受气。大陆糟糕的人文环境使他们很担心遭妒嫉挨挤兑。尤其受不了这一“培养期”——先得成为奴才,才可能成为人才。

人才识别速率精确标刻一个国家达到的人文层次。越落后的国家,越无视人才。因为,越落后的国家,政治波动越大,政府只盯住“维稳”,哪有心思关注社会进步?各种评价机制也就势必粗糙落后,人的因素第一,谁官大谁说了算。

一位五旬美国教授(笔者亲戚),2010年大陆几所高校力邀他们回国兼职,一所大学还诱以“申报院士”,她咨询笔者意见,我只能给她打预防针:“你得做好忍受种种不公正的心理准备。中国目前远未达到按规矩出牌的人文层次。”最后,她放弃回国兼职,一则担心评议机制不公正,二则对方甚无诚信,允诺的条件突然砍去一只大角。

美国强大根须

美国的强大,植根粗壮的人文茎须。美国人说:英国开发了海洋(皇军海军开拓了“日不落帝国”)、法国开发了陆地(拿破仑的陆军征服全欧),德国开发了天空(容克飞机称霸二战前期),我们美国则开发了人。一块荒蛮落后的北美大陆,仅仅百年,人家就耕耘出一个泽被全球的现代化强国。“二战”反纳粹、“冷战”反共运、当代“反恐”……假如没有美国,世界将会怎样?

美国的高速发展,当然依赖美国人民的努力,单元细胞的粗壮汇成国家的强大。而美国人民之所以勤奋努力,当然是人家重视个人价值,千方百计推助青年实现“美国梦”。总统山、美元上的头像…… 西方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个人价值乃是构建人类现代文明的价值柱石。个人自由发展既是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前提,也是提高社会生产效能的第一动力。积极调动社会成员的个人积极性,小河涨水大河满,弱势群体亦从社会整体进步中沾享均益。

文艺复兴使欧洲“发现了人”,美国无传统束缚,开国之初一步到位,浇铸先进理念入立国原则,且一路不断修订激励人才的各项政策。我国留美生当然强烈感受巨大中西豁差。虽说“是金子总会发亮”,但本能使他们选择更容易发亮的“土壤”——选择欧美作为祖国。

中共则一路强调“四大服从”,高倡“螺丝钉精神”,越看轻自己越表示“不行”,才越接近党性,越接近“合格接班人”。文革竟至剥夺全国人民的思想、愿望、人格,必须匍匐毛膝,毋须思考仅须听话。毛泽东祸国如斯,居然至今仍享“三七开”,还有一批“骨灰级”毛粉,没两三代人,能“擦”干净这滩“毛渍”幺?

大陆至今尚未摆正群己关系,还在要求青年“不要过高估计自己”,连“公民”二字都成禁词…… 生怕民权重而君权轻。可见,人文落后不仅是中共历史欠债,也是扼掐国家发展的重大瓶颈。

盛产贪官难产人才,国家发展何依?社会进化何托?就是经济发展,人文环境跟不上,“自由”难伸,谈何“幸福”?难道中国人民会满足于吃饱穿暖(即便有房有车)的“初级阶段”么?没有社会运转理性化、评价机制科学化,中国能真正进入现代化么?

笔者亲历

笔者16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工作单位从北到南,从基层林区到省级机关、杭州高校、上海财大,只收到“风霜刀剑”,几无“阳光雨露”。打压嘲讽、苛求挑剔、贬斥训责…… 能少受点气就已阿弥陀佛。王蒙名言:“要知道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worst。(比最差稍好)”[i]在中国,标准必须降低,忍耐必须提高。聂卫平、姜昆,出身北大荒知青,当年在黑龙江农场、兵团还不是受尽窝囊气。1973年,聂卫平进了国家队,赢了日本九段,农场还久压档案不放——劳动态度不佳,还得继续“接受再教育”。青年没机会,社会无活力。一个压抑放逐青年的社会,自然不可能收获他们的创造。

1980年代初,笔者想考硕研,头头训斥“不安心工作”。报考得持单位介绍信,“冒号”不同意,你就考不成,受教育权就这样被“合法剥夺”。还扔过来一句“这个人有个性”,我在浙省政协就算“完了”,不可能有“进步”了。幸好本人三十岁激流勇退——坚辞省政协,请调人气惨淡的学校,五考硕士五考博士,尽管风雪弥漫,多少尚倚自力。设若贪恋省级大衙门,此生也就混个处级(说不定小科级)。

饶是沪上一流名校,评价机制也是刊物档次、课题级别。所谓“客观化”即通道单一化,逼得高校、社科院文教单位等竞相“活动”高档次刊物,“核心”以上刊物很难不腐败——与有客观需求的单位搞各种“合作”。弄来弄去,还不是英俊沉下僚,利益跟着权位走——哪处头头会吃亏?

人才评价尺度的现代化当然是日益精细化、多元化,依靠论文发表档次、课题级别的“客观化”,实为评议的粗糙化慵懒化。“客观化”固有防堵人为因素的一面,但也折射出相当缺乏自信。2001年,港大系主任张五常撰文批评学术衡量不能重量不重质、不能只重刊级不重内涵(不幸包括港大在内)。他举例:19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职升迁就不设发表论文数量与级别之限,“连一篇没发表的也行。我们只要看还没发表的内容如何就可以决定了。”一位洛杉矶大学教师,博士论文都没写就连升两级成教授。张五常本人刚到华盛顿大学几个月就申请晋升教授,支持文章只有薄薄11页,校外专家评语:“11页足够了。”张五常任港大系主任11年,决定升降留聘,他说连11页都不用,只须知道他是否说过一两句创新并大致经得起考验的重要之语。张五常先生总是对推荐人说:“简单地告诉我,这个人说过些什么?”(《报刊文摘》2001-12-17)

切肤之痛使笔者对大陆“人文环境恶劣”感受深刻,进而意识到开放言禁与社会进化的关系。每年各级“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只能说点民生小事(如地沟油、摩拜单车),不能指点民主大事、监督官员、检查财政。如此这般,各级政务如何改进?社会如何进化改良?说都不让说,只能谀颂当“歌德”,一批评就是“缺德”,如何集思广益?如何改进公务?相比言禁党禁、贪腐遍地、司法不公,人才评价机制好像还挨不上号,“边远问题”矣。

最近,中共“十九大”刚刚开完,毫无“新时代”的新气象,只有一仍其贯的自吹自擂、自我表扬,天下苦共久矣!看来还得继续“苦”下去。赤毒入髓,赤病难愈,实在不知如何是好,读书人惟一声潼关长叹!

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北京)2006年版,页243。

裴毅然,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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