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封"革命小闯将”的黄帅去世

 

最新消息

新三届学友,文革后期“反潮流“事件主角黄帅女士,因患癌症于2017年12月10日17:20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终年57岁。

原中关村一小黄帅的同班同学证实,他们的同学、刘源张院士的女儿,10日晚间陪伴黄帅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曾被《人民日报》肯定为“革命小闯将”的黄帅,是文革时代的一个符号性人物。1973年底,13岁的黄帅在中关村第一小学上五年级,因为写日记与班主任老师发生冲突。在父辈的支持和左翼势力的利用下,酿成轰动一时的“小学生日记事件”。

知情人士披露:黄帅父亲对孩子期望值很高,望女成凤,黄帅小时候被逼着学游泳,就承受过很大压力。“反潮流”事件中,其父也是背后的操盘手,在后面鼓动女儿向前冲,结果孩子成了牺牲品。

黄帅自幼学习成绩很好,1979年高考后,因为当时的身份敏感,据说是得到中央领导人特批,才进入北京工业大学读书。黄帅毕业后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工大出版社工作。


2006年旧文重读

黄帅:

平静忆当年,淡然说“心事”

“黄帅”这个名字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30多年前那场全国皆知的“小学生事件”后,黄帅几经人生风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2006年,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黄帅心语》,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眼前的黄帅,外表普通。曾经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就像许许多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中年知识女性一样,礼貌而温和。

黄帅好像已经习惯于人们的惊讶。她说,朋友们曾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现在的她:“直直的笑,淡淡的愁,高高的心,低低的调。”

写日记不懈的爱好

《黄帅心语》是从黄帅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日本时写起的,笔墨所及,大多是她在“小学生事件”后的点滴经历。自1998年从日本回国后,黄帅成为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她说:“这本书不是自传,不是揭秘事件始末,只是这些年的一些感悟。”

黄帅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小至今,她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好像女儿一动笔就会酝酿灾难。在母亲的泪水下,她只得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

直到后来留学日本,她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当年在主持《天涯孤旅》栏目时,大约有5个月的时间,她一直坚持每星期给《北京青年报》写稿,这些日记和文章现在组成了《黄帅心语》约一半的内容。此外,书中还有她陆续写下的对于母爱、友情和人生的各种感悟。

考大学人生现转折

1979年,黄帅从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在填高考志愿时,她一口气写下4个选择都是北京工业大学。黄帅解释说,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能留在北京,因为当时父母的问题还没解决,而她的身心状态又不佳,不敢也不愿一个人远离父母。

黄帅对北京工业大学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因为在大学期间,过去的阴影渐渐远去,她享受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快乐。

1984年9月,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加入了留学队伍。1993年,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在日本呆了10年,黄帅一直有回国的想法。有一次,她回国和母校的出版社社长长谈了一次,社长说我们现在缺编辑你能来吗?于是,黄帅很快就收拾好行李,回了国。

说家庭笑声特别爽

黄帅的先生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山东人。她描述他时说:“他的性格和我截然不同,我太细腻了,而他比较粗放豪爽。”她说,当初和先生认识时,当他知道黄帅就是那个小学生时,并没有太惊讶:“他说,看不出你哪有名啊!”

在日本时,黄帅度过了一段平静生活,特别是生下孩子后,做了两年“全职太太”。在书中她提到这样的细节:晒被子时,总是让丈夫的被褥彻底摊开,自己的被子缩在一角,她的心理逻辑是“阳光温暖了丈夫便是温暖了我”。暑假带儿子去看海,儿子嬉戏,她看儿子,“因为儿子在海里,所以也就看了海”。

今年孩子10岁了,黄帅说,还没有很认真地想过哪一天,或以什么方式告诉孩子这一段历史。“他现在还不太懂,反正书也在,我也会继续写下去,到哪一天他愿意看,或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再说。”黄帅说到孩子时,脸上放着幸福的光芒,笑声也特别爽朗。

过日子中年心悠悠

黄帅说,《黄帅心语》出版后,她给远在加拿大的妹妹也寄了一本。由于共同走过那段艰难岁月,黄帅与妹妹的感情特别深厚。她说,“我们姐妹都远离了风雨飘摇的日子,都走出了阴影,在阳光下灿烂起来。”

现在的黄帅,闲暇时喜欢看中央十套的科教节目,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人到中年,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而不要穿上红舞鞋,永远在旋转。”

小学生事件:

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

1973年,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1973年9月7日,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黄帅的班主任齐鸿儒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认为,黄帅“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要和她划清界限”。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后,单纯的黄帅效仿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学生的做法,给报社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

没想到,这封信迎合了当时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的需要,黄帅这封600字左右的信得到了这样的批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按照“指示”,报社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12月28日,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还树立了本地黄帅式反潮流人物。

“四人帮”被粉碎后,事件迅速发生变化,报纸上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一个小学生”。黄帅说,整个青少年时期,对她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痛,“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

30多年前因日记惹风波

 “小学生”黄帅的冷暖人生

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有多少人仍记得黄帅这个名字?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一本名为《黄帅心语》的散文集,让这位三十多年前在全国赫赫有名的“小学生”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在北京工业大学的一间办公室内,坐在记者对面的黄帅已是人到中年,但看上去显得很年轻,一身素雅的蓝色连衣裙,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温文尔雅,未语三分笑,气质中全然没有历史大风浪的痕迹。

三十多年来,黄帅一直远离媒体。“长大以后,我一直惧怕记者,怕他们编故事,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让世人都花了眼。”今天,时过境迁,她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记者,讲述自己的冷暖人生,她说,“希望大家看到原生态的我。”

一九七三年冬天,在北京市中关村小学读五年级的黄帅,与班主任发生了一点矛盾,这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教室内的风波”。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事情都按照诡异的逻辑发展,黄帅的日记和来信被各大报纸刊载,她一夜之间被树立成“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接着便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教育革命”。这就是“文革”后期的“小学生事件”。

三十多年过去了,黄帅回忆起这些往事仍不胜唏嘘。“那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师生之间的分歧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想到竟会卷入到这么一个惊心动魄的漩涡当中。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一场梦,那是一代人的痛苦,是整个时代的痛苦。”

一九七九年,《人民日报》报道:“黄帅考取北京工业大学”。五年后,《解放日报》报道:“黄帅获得工学学士学位”。此后,人们很少再听到她的消息。

通过《黄帅心语》,我们了解到,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后,黄帅被分配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四年后,她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一九九八年回国,至今一直在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工作。她育有一子,今年十岁。

见到黄帅前,记者想当然地以为,经历过那样一场风波的她,一定对那个年代的事情有自己独到、深刻的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前很多朋友跟我聊天都习惯往政治、历史上靠,但我对这些问题真是没有一点研究,自己从小的兴趣点就不在这里。”黄帅说,在日本的时候,一个来自大连的作家曾这样评价她:“你普通得令人心痛。”

黄帅一直都认为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但她也知道,经过风雨洗礼的人与常人还是会有些不同,比如待人接物的态度。“因为自己的心灵有过痛,而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痛有过特别深的体验,所以就非常懂得如何规避给别人带来伤害,变得比较善解人意。”

黄帅的人生轨迹,绕不开她喜欢写日记的习惯。小学时,这个习惯曾使她家喻户晓,也带给她灾难。上大学后,她母亲曾跪在地上求她不要再写日记。父母认为文字会惹祸,所以坚持不让她学文科。

黄帅文笔细腻,文章节奏舒缓。尽管她知道那种动荡的岁月已经过去,但她仍向母亲保证只写远离风浪的闲适小品。“因为妈妈的,我的,还有一代人的创伤毕竟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谈到出版《黄帅心语》的初衷,她说,以前曾经非常渴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希望对一些历史细节进行澄清,但现在出这本书的动因不是这样,并不是刻意要说明什么,只是愿意向人们敞开心扉,说说自己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黄帅说: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带着这样的一身色彩,有人说我是青面獠牙的怪物,有人说我是被风潮愚弄了的无辜……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我是高尚?我应该是那不曾被评判过的我。有人觉得我身上的色彩很刺目,也有人觉得我身上的色彩很耀眼,我自己则始终觉得这身色彩很沉重。

但她相信,沉重的岁月已经过去,今后的日子会洒满阳光。


《黄帅心语》

——历史沉默三十年后的回响

三十多年前,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曾被卷入一场席卷全国教育界的时代旋涡,史称“小学生事件”。

“小学生事件”早已有了正确的历史结论。时隔三十载,当年走在风口浪尖上的小学生也早已步入不惑之年。如今她心怀感恩,用细腻的笔、深切的情,平和的心,将自己在风雨沧桑后的生活片断与心路点滴捧献出来。——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倾情出版的散文集《黄帅心语》。

本书是作者沉默了三十余年后的首度系统亮相。全书共分四集。“东渡扶桑”篇诉说着当“年轻时的腿爱跑路,年轻时的心爱漫游,年轻时的眼爱看潮,年轻时的血爱奔流”的时候,一个莘莘学子远离祖国的游子情怀。“母爱呢喃”篇倾诉着当“生命中又嵌套着一个生命是啥滋味。”“友情一札”篇宣泄着当“宇宙深处并没有声音在和你对话”的时候,友情支撑的不可替代。而“轻声‘帅’语”篇记录了“叠印在人生经历上产生的”,饱满的人生感悟。

《黄帅心语》将真情与诗意的感动,带给在巨变时代的潮流中涌动的人海,体验历史的大背景要我们承载的磨难与坎坷,品尝生活的小细微要我们承受的挫折与失落,回味岁月的风霜雨雪赋予我们的悲伤与欢笑,享受生命的奇迹赐予我们的深情与炽爱……让我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关照今天,关照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

黄帅被指“四人帮爪牙” 

文革后差点不能上大学

已步入中年的黄帅时常牵挂着年事已高的父母。她每周都要回去看望父母。有时她还会把正在编辑的书稿随身带着,在父母那儿同二老呆上一两天。她常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有时老人家太累了,黄帅就依偎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父女俩边品味文章,边交流思想,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黄帅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底。那本来是小学生时代一件很平常的小事。

黄帅那年12岁,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上学。班主任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语文课讲得极好。他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写日记。要求有两点:一要写心里话,二不能有错别字。黄帅就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9月7日,她写了这么一篇日记:“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当黄帅把日记交给班主任时,情况出乎小黄帅的意外。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在无奈的情况下,黄帅就提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600字左右的信。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信寄出去后,《北京日报》要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公开发表。黄帅一听吓坏了。虽然她年纪小,但她也能判断出,这些东西登在报纸上,事情可就闹大了。她写信的唯一目的,是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好让她能安心上学。

谁知,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后,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重要报道。于是,全国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转载。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也树立了本地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一些学校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黄帅那年16岁,正上初三。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谁知,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正常的学习、生活、身心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后来,她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1979年,她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1979年9月5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但父亲的问题仍压在黄帅的心头。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假如没有“黄帅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中国科学院的其他专家一样从容搞科研,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今父亲的处境是: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特别是父亲。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平反父亲的案子奔走呼号。1981年1月1日,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1981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调查。同年,黄帅父亲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个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回到祖国。她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王灵书)


文革小学生日记引发大事件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当“进步”与“反动”两股政治力量激烈较量之时,一些小人物也被裹挟进风口浪尖,即使小学生也不能幸免。

1974年,陷入文革中的中国,学校已经开始复课,好的转机开始了。

但与此同时,“四人帮”也在加紧抢班夺权。“进步”与“反动”两股力量进入激烈交锋的时刻。

黄帅:浑身发抖的小闯将

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12岁小学生黄帅批判“师道尊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2月28日,《人民日报》受姚文元指令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赞扬黄帅是“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这下子,刚刚复课的学校又像开了锅,老师再次成了被打击对象,小学生们连夜写的大字报糊满墙,好好学习的孩子都被叫做“小绵羊”。短短几个月,仅北京地区打碎的学校玻璃就有20多万平方米。

但被捧红的黄帅,其实吓坏了。

当初,她在日记里给老师提意见,本想得到表扬,不想却被老师粗暴批评。后来她给报社写信,不过是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之间的师生矛盾,不想他们却要走了她的日记。一天,一辆吉普车,把她带到一男一女两个穿军装的人面前。他们围着她转了两圈,黄帅当时正生病,浑身发抖,男的回头对女的说:“不像个小闯将。”后来她才知道,他们是文革中的两位大红人迟群和谢静宜。

后来的日子,黄帅做过报告,老师帮她写过稿子,上过新闻简报,参加过国宴……凡是沾边的人都说黄帅是他们培养的“反潮流英雄”,有一些人还为此升了官。但在河南五七干校里的妈妈却心焦不已,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会反潮流呢?

王亚卓:雪纷纷的1974

黄帅的来信被媒体抛出之后,很多人怀疑这个“典型”的真实性,北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给黄帅写信,要她“好好想想把你捧红的人都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拿小学生做文章?为什么借题发挥?”

“四人帮”为此抓狂,却不敢将此信发表搞批判。他们后来制造了“王亚卓事件”来泄愤。

王亚卓,是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位知青,他们用这个名字一起给黄帅写过一封信。

1974年1月14日晚,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处报道员邢卓和兵团新闻干事王文尧、电影放映员恩亚立,一起聊起各自回家的见闻,聊到学校如何被砸了个乱七八糟,“革命小将”们如何往老师椅子上抹粪,王文尧的父母和姐姐都是教员,对此尤为激愤。

“我们跟她辩论,要不,她还以为自己多正确呢。”三个青年决定给黄帅写信,义愤填膺下,他们并没想到这其中还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玄机,在这个偏远地区的平静的夜晚,他们只想告诉黄帅,“你错了”。

不久,王亚卓们收到黄帅的亲笔回信,黄帅说“我年纪小,不成熟,很多问题不明白,想和你们继续讨论。”他们觉得她态度不错,还想给她继续写信。

然而,几天后的2月11日,邢卓突然在广播里听到了《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

这篇署名“黄帅”的公开信,因为太过深奥,黄帅本人几乎都读不下来。

这封信曾经过“四人帮”审阅。姚文元亲笔对《人民日报》批示道:“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同志审批。”江青批字:“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妥否,请酌。”

王亚卓们的厄运来了。工作组要求三人对自己的“反动观点”作深刻检查,还说,“《人民日报》给你们留着版面,随时欢迎你们反戈一击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但王亚卓始终不肯低头认错,写那份“反戈一击”的检查。他们被关、打、饿,分别被流放,直到1977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揭穿“王亚卓事件”冤案》的文章,才被平反。

人民日报:“捂盖子”和“揭盖子”

黄帅事件的真相大白,是在文革结束1年零8个月以后。1978年6月,《人民日报》登载《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文,将四人帮如何参与黄帅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

据《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回忆,文革后北京新闻界有两个名词:“捂盖子”“揭盖子”。前者是把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他们干的坏事紧紧捂住,后者是把他们死死捂住的人、事揭开。

1978年7月,《人民日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署名杨西岩。这封题为《捂盖子的是谁》的来信说:“编辑部能不能也对小学生日记事件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呢?”

李庄下决心发表这封信,同时也作好了下岗的打算。不出所料,上面批评马上来了,指责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严重错误,又说不出。

这叫人怎么检讨?以空洞对空洞。李庄回电话说,在编辑工作中考虑不周,犯了处理不当的错误,今后一定注意改正。出乎他们的预料,上面再也没有追究,糊里糊涂划了句号。这次似重实轻的批评迅速传遍京城。许多电话打到报社,“祝贺你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

信的作者杨西岩,原来是北京西城区党校的负责人。他明知这样做会惹怒某些领导,却在写完信后,在办公室里给大家念了一遍,署上真实姓名、联系地址,寄了出去。《人民日报》登载这封群众来信后,他被下放到了粉子胡同居委会。

当事人今昔

齐鸿儒老师——就是当年第一个被黄帅批的那个小学老师,当年批改黄帅日记时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现在已67岁,几年前从史家胡同小学退休。齐鸿儒说,“这么多年来,有关黄帅的事情,除非不得不说,否则我一概拒绝开口。毕竟已经过去了。”

当年在“认错”后,他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但在学生中因此有了“气葫芦”或“气糊涂”之称。不过,他此后不再教语文,而是改教数学和计算机了。

黄帅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她曾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看过齐鸿儒,师生们一起到颐和园划船玩了一整天。两人见面后,都没有再提及往事。

王文尧,在黄帅公开信发表的那天,他正在家中休假。收到团里加急电报后,即赶往内蒙,一到目的地就被工作组用专车拉到团里隔离起来。此后是长达一年多的批判、劳改生活。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王文尧以优异成绩进入内蒙古大学,就读中文系。4年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北京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至今。他对往事讳莫如深,不但不见记者,甚至不见老战友。

恩亚立,在“王亚卓”事件发生后,相恋数年的女友因种种压力与其分手。

粉碎“四人帮”后,恩亚立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79年,恩亚立与后来的女友一同调回北京,恩在北京中国书店供职并任经理。其妻温良贤惠,家庭生活十分和美。

邢卓,是以“王亚卓”名义写文章的执笔人。他的妹妹和黄帅同岁,听说哥哥成了“反革命”,精神受了极大刺激,突然发病昏迷不醒,住院18天就死了。母亲原本有病,受了这个刺激不久也离开人世。

1976年邢卓办理“困退”回保定,在一所中学代课,现为保定专业作家。1991年,他以一部长篇小说《雪纷纷》讲述了荒唐岁月中那段撕人肺腑的故事。

黄帅: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

“别人把我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我实在也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沉默30年后,一本《黄帅心语》把她再次带到公众面前,当记者们要求采访的电话此起彼伏的时候,她依然如前言所写的,“惧怕记者”“拒绝记者”。

“对于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创伤的人,你的书也许能安慰他们。”黄帅沉默了片刻,不再拒绝。就这样,记者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点也不帅的黄帅——粉色小外套,直直的披肩发,圆圆的眼镜,再加上嘴角浅浅的笑,眼梢淡淡的愁,她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清纯,简直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女性——但是,她的经历提醒我,她不在此列。

“宠辱不惊”,黄帅正在给朋友发邮件,这是邮件的主题,她说,“这是我一生都得修炼的主题,我一步一步在提高,希望读者能在书里看到。”

与痛为伴

正如此书的编辑丁山所言,“在黄帅的书里能看到隐隐的自虐倾向”,她常常诗意地写着亲情、友情,突然就笔锋一转,说起痛苦,说起“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

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对于“文革”,对于政治,书中几乎只字未提。面对记者的追问,她也只说,“离家破人亡,只差半步。”从12岁被捧为“小闯将”,到16岁被骂作“小爬虫”,她的青春期经历了太多宠辱,有些后遗症,比如恐高,注定不会好了。

高考前夕,是她最绝望的时候,那段时间,虽然患有严重的偏头疼和眼疾,但她希望痛苦干脆来得更猛吧,甚至盼着自己脑子出问题,糊涂了就不会感觉有痛苦了。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只有妹妹在,她大喊了一句:“靠边,我要跳楼!”年幼的妹妹“唰”地一下就闪开了。她走到阳台,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姐姐要跳楼妹妹就让你跳啊?于是,她返回身来就把妹妹痛打了一顿。然后,紧紧地抱着妹妹痛哭,从此,她落下了恐高症。

给父母造成的伤害则是她的“痛中之痛”。

成名的时候,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领着她走上历史的舞台,但是当黄帅落难后,那些过去推崇她,抬举她的人,批她的口号喊的最响,全部责任一古脑推到了她从事科学工作的父母身上。“太悲哀了,人性太悲哀了”,这是黄帅对命运的感叹。

黄帅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父亲。当年,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身陷囹圄,劳动改造。剃光头、挨批斗,人们以“文革”中的语言和方式发泄着对“文革”的怨恨,这个错误直到1981年,黄帅给胡耀邦写信之后,才得到纠正。

“我是一个被时代划伤的人。”年轻时代的她,无心打扮,无空玩耍,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自觉沉重”。

愚女移山

“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我背着这座山长大。”黄帅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来。

1979年她刚被北工大计算机系录取,第二天,舆论就展开了关于黄帅能不能上大学的争论。

1988年,黄帅随着“留学潮”自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她获得了东京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日本三和研究所工作,并在1996年有了自己的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她做了两年安逸的家庭主妇。

1998年,作为长女,黄帅选择了回家,在主动和国内联系后,母校北工大热情地接纳了她。刚回来那会儿,人家跟她聊天,总爱往人生、历史、民族,这些大的话题上扯,而她打心眼里不感兴趣。

2006年她出书了,《黄帅心语》不过是人生感悟的闲适小品,但媒体总要问她对于“文革”的反思。

“别人把我当作为一个符号,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别人期待我去讲历史,但是我脑子里的构成偏不是历史事件,我关心的是亲情,友情,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实在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新书出版后,面对太多关于往事的追问,黄帅无奈地说,“以后有什么话,看来只能写给自己了。”

别人提起旧事,她被迫回忆,殊不知,因为回忆,她可能一周、一天,或者数小时不能自拔。虽然恢复的时间在缩短,但当“过去”回来找她的时候,她只能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躲进“过去”哭泣。

从小学到现在,黄帅一直在写日记,虽然母亲曾经跪着求她不要写,虽然她也曾撕过烧过,但她不能停笔,因为“写着写着自己就释怀了,写着写着就可以放笔了”,日记是她的心理医生,她在诉说中,治疗了自己。

今天的黄帅,为父母的病焦虑着,为10岁儿子的聪明骄傲着,心甘情愿把自己融化在父母、丈夫、儿子、朋友们中,她觉得这才是真实的她。

黄帅平静说心语

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黄帅”这个名字。她就是30多年前那场全国皆知的“小学生事件”的主角。最近,她因新书《黄帅心语》,再度引人关注。

1979年,黄帅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工业大学,在那里,过去的阴影渐渐远去,她享受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快乐。1986年9月,黄帅东渡日本留学。1993年,黄帅获得东京大学硕士学位。1998年从日本回国,成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黄帅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小至今,她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在她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在母亲的泪水下,她曾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也曾在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的日记本的首页写下了一个苦涩的名字“毕凡”(避免麻烦)。

直到后来留学日本后,她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也一直坚持每星期给《北京青年报》写稿,这些日记和文章组成了《黄帅心语》约一半的内容。

现在的黄帅,闲暇时喜欢看中央十套的科教节目,或躺在床上听《百家讲坛》,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人到中年,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而不要穿上红舞鞋,永远在旋转。

 

新三届

 

激賞明鏡 1
激賞明鏡 2
比特幣激賞明鏡

3KAXCTLxmWrMSjsP3TereGszxKeLavNtD2
激賞操作及常見問題排除
推薦電視頻道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