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新疆維族變局

章海陵

我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支疆派」,欣賞維族人民的性格教養、維族笑話及對待婚姻戀愛的灑脫態度,更感佩維族人拒絕參與中國文革。如今中國富裕且強大,即便是強大宗教力量也不能使新疆脫離中國。


新疆維吾爾族人:維語有大量俄文單詞流入(圖:Imaginechina)


2003年本文作者章海陵(左三)與原同事合影(圖:章海陵提供)

每當新疆有什麼「風吹草動」,我都會豎起耳朵、睜大眼睛關注,擔憂海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不斷興風作浪,中國境內的疆獨勢力會否因而坐大?簡言之,面積偌大的新疆在未來有無可能從中國版圖上抹去?二零零九年烏魯木齊發生「七五」動亂時,我幾乎日夜都守在電視機旁,追看新聞的後續發展。朋友們紛紛找我「請教」,希望我能就新疆形勢說出一個子丑寅卯。我曾是支援新疆建設的青年,一九六六年前往,一九七九年離去,到如今只能算是過氣「支疆派」,而不可能是鑽研新疆歷史與現狀的「知疆派」。我沒有什麼發言權,但聽到有關新疆及維吾爾族的負面評論,我仍會急忙跳起抗辯,這所謂的「新疆心靈」可能是青春情意結吧。

憶當年,在新疆礦區的上海知青中,跟維族人交朋友的也有一些,但像我那樣「深耕」的可能不多,而這首先是工作環境造成的。那時,大多數上海人都在駕駛員、車鉗工之類技術崗位上,而我等人因家庭成份不好,派去手工採礦。這是有定額的重體力勞動,漢族同事間的互助根本看不到,而幾位維族工人卻無數次主動幫我,不求任何回報。我跟維族同事深交還有學習語言的樂趣。我驚喜發現,維語中竟有大量俄文單詞流入,區別僅是重音移動而已。比如,「巴米多爾(西紅柿)」,維語就唸「坡姆多爾」;「沙瑪料特(飛機)」,維語就唸「沙姆料特」;「巴滅希克(地主)」,維語就唸「坡姆希克」等等。不似俄文的維語單詞,我也背了不少,可惜沒有課本,學不會維語語法,對維族蝌蚪文也望而生畏。但即使這樣,我記背單詞大大拉近了我與維族人的感情距離。

我還觀察和思考維族與漢族在各種領域的異同。我發現,在性格教養方面,維族一般優於漢族,當然這只是個人認知。比如,我與一些維族同事引為至交,其他維族人從不嫉妒,反而投來讚許目光,視之為這是對他們民族友好,這樣的胸懷在漢族人中間很難看到。維族人一般都尊重秩序與規定,但對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絕不容忍。比如,礦上財務科推遲發薪,漢族人也焦躁但更多選擇逆來順受,而維族人卻是一清早全體出動,說是堂堂正正抗議,齊齊整整地坐滿辦公室每張桌子,在我眼中簡直大孩子一般地「可愛」。我對維族人住所的清潔也感慨不已,這是伊斯蘭文化對人們提出的嚴格要求。我敢說,維族宿舍堪比簡捷潔淨的軍隊營房,因為他們的個人財物就是一個小木箱、一隻搪瓷碗、一柄歪歪的鋁勺,全無漢族人尤其男性居所的難聞氣味與雜亂無章。

及時行樂的維族人

我欣賞遠比漢族插科打諢更精采的維族笑話,他們真不愧是搞笑大師阿凡提的嫡系子孫。印象中最經典的維族笑話是,言說者以重重的捲舌音誇張模仿漢人,再加上豐富生動的表情,把公雞叫作「雞蛋的媽媽的愛人」,而把復員軍人說成「皮鴨子(洋蔥)主任」,漢族人不能不口服心服、自嘆不如。維族人也熱衷於調解他人吵嘴打架,通常藉笑話來勸說,「肚子脹(生氣)嗎?好好放個氣吧」,說著拿出一分硬幣來「獎勵」。這種搞笑式的熱心腸是人間最難得的善意,而漢人只會瞧熱鬧、看笑話,極少勸架。不用諱言,維族人大都不善理財,每月工資花得極快,經常是前十天大魚大肉,後二十天大鍋清水湯,但他們毫不在乎,照樣天天彈著冬不拉或熱瓦甫(樂器)唱歌跳舞,彼此分享能笑出眼淚的趣談。維族人的想法是:貧窮何所懼?歌舞才是人生第一重要,幽默是最重要的文化財富。

不能不提及《冰山上的來客》。該影片中新疆少數民族的歌舞令觀眾讚賞不已,文革當局也曾以「供批判」為名來緩解「電影荒」。礦區工人為之如癡如醉,卻忘了影片插曲作者雷振邦是地道的非維族音樂家。當漢族人大讚電影歌舞時,維族同事的反應是不屑一顧,鼻子發出輕蔑哼聲,不停說「假的,假的」!開始我以為這是無傷大雅的民族嫉妒,屬於人之常情,但後來留心維族音樂不得不承認,在他們讓人眼花繚亂、心醉神迷的歌舞海洋中,「雷大師」的創意靈感只可算是一朵小浪花而已。

說及維族人的婚姻戀愛,那完全是「合則謀、不合則離」崇高原則的體現。他們絕對信任自己的配偶,男女對於外間傳播的各種緋聞,無論細節多麼活靈活現、天花亂墜,一律不相信,更無回家關門拷問之說,「我沒看見,就是沒有」。可是萬一真有其事,且被親眼目睹,怎麼辦呢?那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慘劇的登場,什麼利害權衡、法律制裁全都拋置腦後。維族人做到為愛而生、為愛而死,因而看不起一些漢族男女在婚姻問題上斤斤計較和反覆考驗,「只要小伙子手風琴拉得好,就是縣長的女兒也願意嫁過去」。據說,維族人在離婚事務處,領取法律文件者一般都分為男女兩列,就在這時,告別舊情的當事人已在對面隊伍中物色下一輪戀愛的目標了。漢族人對此感嘆不已: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性之花的美麗綻放,我們為什麼做不到呢?明知人生苦短,仍對愛情與光陰大肆浪費。

我更感佩維族人對待政治運動的態度。中國民眾如今批判文革浩劫,彷彿恨得咬牙切齒、痛不欲生,可是在置身其中的當年,有多少漢人認清形勢並堅決拒絕呢?真正做到認清及拒絕的,我得說,是維族民眾!他們的頭腦比漢族人清醒百倍都不止。就我親眼所見,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礦上絕大多數維族人都不關心、不參與運動,碰到揪鬥黑幫、遊街示眾的場合,更是猶如見到「不潔之物」而遠遠避走,目光中有一種「你們找死」的鄙夷。我還在烏魯木齊親眼看到一個從家屬院走出來的「黑幫分子」,僅從走路姿勢,以及攜帶侮辱性黑牌的動作上,我就認定該人不是漢族,而是維族。原來,他不是卑微地將黑牌掛在胸前,而是來一個瀟灑的「單肩挎」亮相,彰顯強烈的自尊與不屑,就像海明威所宣示那樣,「你大可毀了我,但不能打敗我」。

蘇聯曾對新疆影響深刻

維族人不理會中國文革,是否就在「親俄」呢?大量俄文詞彙流入維語,且在不知不覺中被接受與使用,這是不爭的事實。有一次上班,我碰到一個維族工人在讀書,他先是戒備地將書收起,略略遲疑後又嘲笑地把書遞給我,看來想用書中的維族蝌蚪文來為難我。我發現作者肖像是蘇聯文豪蕭洛霍夫,書中插圖更可斷定是《靜靜的頓河》,出版地「阿爾馬堆」恰好用俄文字母標示,我認出是阿拉木圖,即哈薩克斯坦的原首都。連蝌蚪文版的《靜靜的頓河》都能在維族人中間流傳,可見前蘇聯對新疆的用心與影響已有多深。那麼,在同一領域,中國文革當局又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力氣呢?「繼續革命」的口號叫得再響,有何用呢?

真正讓人擔心的是文革當局的宗教政策。一九七五年中國憲法有一則蠻不講理到可笑程度的條文,「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該條文在八二年憲法中自然被刪去,但在文革中卻受到大張旗鼓、身體力行的落實。那時新疆報紙上有長篇報道,宣傳哈密五堡公社的一位維族女性,不僅餵豬,還手持毛語錄走進清真寺,跟阿訇(老師)面對面鬥爭,因而被評選為地區級「毛澤東著作學習積極分子」。不過,在那樣的年代,儘管沒見到熱衷信奉伊斯蘭教的信徒,但不祥的苗頭也已出現。

一個名叫烏斯滿的維族同事在我記憶中揮之不去。工作休息時,烏斯滿曾自告奮勇表演節目,輔以誇張動作,模擬火車啟動、加速、全速及減速的全過程,贏得滿堂彩。他憨厚純樸的笑容令我對他極有好感,後來他以宗教理由挑釁漢人,還領頭打群架,成了人人為之搖頭的「萬人嫌」。後來烏斯滿吵架動刀,差點弄出人命,終被送去蹲監牢。烏斯滿出獄回到礦上要求復職,人事科按規定沒同意,他就在礦上遊蕩。我多次遇到烏斯滿對著太陽誦經祈禱,時間是每天上下午的五點,此前我根本沒見識過如此狂熱的伊斯蘭教徒。

烏斯滿今安在?現在,我與其說有點想念他,不如說在質疑宗教是否真有「耿耿於懷」的力量。不管是基督教或是伊斯蘭教,都講究「光有麵包是不夠的」,就是說,教徒之所以有別於異教徒,就在於他們有精神生活、有理想追求。一九九五年及二零零三年,我兩次去新疆採訪,故地重遊最驚心的發現是,像烏斯滿這樣的誦經者已大大增多。即使在長途列車上,我也遇到伊斯蘭教徒在車廂聯接處鋪著毯子祈禱。近日,我還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發自上海的視頻,普陀區馬路上竟也出現誦經祈禱的宏大場面,車輛交通再頻密也為之避讓。

但是,我更堅信,強大宗教力量絕無可能強大到讓新疆脫離中國,仍根據「光有麵包是不夠的」之說,其告誡的中心詞在「不夠」,而不在「麵包」。信仰再神聖、再崇高,人的生命又哪能離得開食物?遙想一九六六年,我初抵新疆並初識可愛可敬的維族朋友,激動之餘有過憂思,「他們哪一天會不會拋離中國而遠走他鄉」?那會兒距一九六二年的伊塔事件不過四年,其時大批新疆邊民趕著羊群,逃往強勢又相對富庶的蘇聯。今天,富與貧、強與弱的位置已發生根本性對換,在遙遙領先的祖國這邊有著豐富得多的「碳水化合物」與「蛋白質」,以生命本能來看,分明更值得珍惜。

新疆,無論怎樣強大的宗教力量和文化力量都不可能被帶走!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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