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人口”的处境 Vs “高端人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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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请退低端人人有责 扮靓环境人人点赞”的宣传横幅,表明了在“高端人口”头脑里,城市的面子远比穷人的生存权更为重要。

 

北京大兴冬天的一场大火,不但残酷烧死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19条人命,同时还烧穿了华丽首都那件漂亮的盛世外衣,也暴露了那些“高端人口”的低端思维和末端品行。

在一个将底层民众称为“低端人口”的社会里,其“上层建筑”必定认为自己是属于“高端人口”的,否则也就无高低之分了。早在2016年8月,《人民日报》在报道超大城市怎么控制人口问题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宝昌——这个专门研究中国人口和发展的学者称中国超大城市为减慢人口增长,“通过政策将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低端人口”这样的观念在2016年后不时出现在国家级媒体和党报上,至少说明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观念,对社会底层国民的歧视和排斥,已经在这个社会的“高端人口”中深入人心。而最肮脏的,莫过于那些嘴上操着诸如“经济杠杆”、“政策调控”这些看上去好有学问、文绉绉的字眼,在行动上凭借手中掌握的没有约束的权力,将劳苦大众的生存权利剥夺殆尽的“高端人口”了。


“低端人口” Vs.“不忘初心”

今天,这些“高端人口”一面口中追随着“不忘初心”的口号,另一面在行动上又极力违背“初心”,这种分裂和矛盾的状态,在社会现实中其实到处可见。

“初心”是什么?我们不妨先来看两个都有出处的小故事后再谈它。

将近一百年前,就有这么一位初到北京的外来人口,面临着如何解决生计的难题。据他自己回忆说: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同情和帮助他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首先想到了蔡元培,“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他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 这位当年来到北京一无所有的外来人口,如果在今天,他同样也会被“高端人口”看作“低端人口”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成为“顶端人物”的毛泽东。这段史料,现在还能从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信函中得到证实:“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于是,李大钊顺从的给毛泽东安排了一份“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 ”。(来源:《党史文苑》2007年第8期,《毛泽东与北大图书馆的几个问题考析》,作者:方勇、刘大禹)

当年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月薪八元,可谓是极低收入者了。我不知道今天在“高端人口”口中的“低端人口”究竟是怎么定义的,但如果用无房、无车、无存款、无固定收入来衡量一个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话,当年的毛泽东绝对不能算作成功者,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人口,也算是一位低收入的“低端人口”了吧?

在《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中,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记录了毛泽东在北大期间的一段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

当年毛泽东在思想上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那些大家们都有自己的学术要做,还有那么多社会责任要去担当,当然不会有充裕的时间像今天的北大教授孔庆东们一样,在酒足饭饱之余还热衷于推销孔子和平奖那样去混世界。但毛泽东的苦闷,与今天“低端人口”的遭遇相比,那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毕竟从中我没有读出那些今天在我们眼中“高、大、上”的大家们是如何戴着有色眼镜去贬视他,更没有人因为“低端”而把他强行赶出北京城。当年若真也像今天这样对待“低端人口”,有人一把把他拉出北京城的话,今天恐怕真的就没有“不忘初心”的故事了。这样看来,在总结大兴“11·18”火灾的教训时,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表示要“充分认识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也确实是有他的道理的。

如果仅从财富的角度去衡量人的地位,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中,其实没有几个人不是出身于“低端人口”(我必须声明,尽管我是不同意将贫困阶层称为“低端人口”的,也不愿意将这个词用在任何人身上,但既然《人民日报》都在用,那就用这个词来说事吧。但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我本人也绝对不同意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观点和使用这样的词汇的,本文中使用此词汇仅限于批驳这种观点。)的,否则也就妄谈“无产阶级”了。

那位后来被称为“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先圣先生,1904年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州协兴乡的农村,1920年来到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只有16岁。因为没有技能,他只能在钢厂当杂工。他每天工资只有10法郎,据说生活非常拮据,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读书了(来源:《少年邓小平》,新浪文化)。这位后来被“高端人口”广泛称为“伟人”的“顶端人物”,竟然曾经也把“低端人口”做出了国门?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错,活下去是人的本能,这既不是一种耻辱,也不属于有辱国格,只是当时的社会情形所迫而已。

1949年后,“无产”被视作无上光荣。从伟大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到震天撼地的无产阶级专政,赤贫一直主宰了这个国家超过30年的时间,今天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经历过那个痛苦和无奈的时代。时至今日,昔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们,恐怕很多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房产家、地产家、银行家、投资家、实业家这样的“高端人口”了,而昔日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子弟,今天很多人依然是无房、无车、无存款、无固定收入的无产阶级,还无偿得到了“低端人口”的冠名权,这样的数典忘祖,哪能用“不忘初心”去解释得通呢?


“低端人口” Vs 政治制度

“低端人口”虽然总是以弱势群体的面貌出现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利益的博弈之中。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他们的境况会大不相同。

2017年11月27日,在我生活的城市温哥华,当地报纸Vancouver Metro刊登了Jen St. Denis的一篇分析报道:“城市的分裂:地图展现的投票趋势”(A City Divided: Map Shows Voting Trends),论述了刚刚公布的温哥华市政府在今年10月份补选一名市议员的选票统计情况。文章从收入和房产的角度着眼,用统计数据和两幅不同候选人得票数量的分布地图,向读者精确展现了在民主社会中,城市不同的社会阶层是怎样通过选票为自己争取权益的。

文章中NDP(Non-Partisan Association,无党派团体)候选人Hector Bremer在温哥华西区和Killarney和Victoria-Fraseview等东南部居民区都得到了最高份额的选票(在Kerriesdale赢得高达63%的选票),这些地区拥有高收入和房产的居民比例远高于租房的居民,他在中产居多的Yaletown地区也获得成功,得到了45%的选票。

Jean Swanson作为一名独立参选人,她常年来致力于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的“反贫困”(Anti-Poverty)运动,她主张“租金冻结制”(Rent Freeze),并对拥有多处房产的产权人实行“累进制税率”(Progressive Property Tax),她打出的标语是“Tax the Rich to Housing the Poor”(给富人加税,给穷人住房),她在相对贫困的温哥华市中心东区Downtown Eastside,Strathcona和Grandview Woodland都得到了超过40%的选票,她在Mount Pleasant 和Hastings Sunrise也得到了可观的选票,那里都有着大量的租户。

最终Hector Bremer赢得了市议员的选举。Jean Swanson虽然在选举中以微小的差距失利,但还是获得了得票第二名的成绩,离成功当选仅一步之遥。比起其它党派的候选人来说,她的选举策略显得非常成功。

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并不是表明穷人有可能改变政治格局的唯一例子。这场不起眼的选举统计和分析之所以被登上报纸,因为近几年温哥华深受包括来自中国等外资购房之苦,房价扶摇直上,已经让大部分无房的工薪阶层觉得住房成为难以负担的昂贵之物。这种结果正深刻影响到温哥华人的生活质量,在民主政治制度下,这种结果也一定会最终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变化。

几乎在任何形式的国家里,政治总是“高端人口”的游戏,“低端人口”不掌握话语权。人性又无法摆脱自私和贪婪的一面,在没有制约的制度里,仅想依靠花言巧语的政客们的自律来达到公正、无私的目的是非常靠不住的。但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可以弥补这种缺陷,选票的作用,就是让自身没有话语权的“低端人口”凭借手中的一张票子,让占有话语权的“高端人口”为了选票而自己找上门来,成为“低端人口”的代言人,为自己的利益在政治、法律、舆论和其它领域里博弈。当“低端人口”的群体越是广大时,这样的博弈力量也越发强大可观。

因此,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结构总会趋向于一种平衡,就像我们在工程设计时研究理论力学(Theoretical Mechanics)中的超静定结构(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Structure)一样,由于构件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和相互制约,即使其中某个构件发生意外而断裂失效时,其它构件立刻承担起额外的负荷,并让受力状态达到新的平衡,因而不至于引起整个结构的垮塌——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低端人口”和“高端人口”之间的利益博弈虽然总在不断的发生摩擦、冲突和变化,但也总能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并能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找到相对的公平和各自安居乐业的空间,社会总体上也就趋向于安全、和谐和稳定。

但是,在一个“低端人口”对“高端人口”完全没有制约的政治制度里,“高端人口”在人性“恶”的一面驱使下,私欲总是呈现出无限膨胀的趋势。这种情形所形成的例子其实比比皆是,既有大批触目惊心、贪得无度的贪官,也有丧失良知、为虎作伥的专家、文人,更有大量不择手段获取暴利、迅速致富的暴发商人。这些现象的结果,都是“高端人口”对“低端人口”利益在各种层次上的肆意掠夺。

在这种社会生态下,法律可以变成牟利的工具,权力成为通吃一切的怪兽。政治、司法荒谬可笑,社会乱象层出不穷。“高端人口”可以为所欲为,而“低端人口”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申诉权,更不可能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在上访群体中,这种现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种比丛林法则更残酷的现实里,“低端人口”的处境甚至比自然法则下的弱肉强食更不如。自然法则毕竟还遵循着自然之规律,但在一个恶的社会体系中,贫困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人不可能具有在高明的谎言和骗术中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一面被欺骗被洗脑,在度日如年中麻木的幻想着政客们许愿的美好未来,另一面又不得不面对岁月流逝带来的一个个希望破灭的残酷现实,根本无法改变让下一代重蹈自己覆辙的命运。

但凡事都是物极必反。“低端人口”的范围越广大、命运越悲惨,也必定会给“高端人口”带来不安全的压力,所以“维稳”就被提上议事日程,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要务。当矛盾的复杂性和对立程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维稳还是维不稳的,越是强烈维稳,其反作用力也会越大,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无良权力的崩溃,否则古代的帝王将相都不会垮台了——所谓今天的“高端人口”,同样也走不出这样的困境。这样的崩溃,不论是对“高端人口”来说,还是对社会底层的人民来说,其代价都是无比惨烈、难以承受的。

这个原理其实在力学中早就被验证,在研究材料力学(Mechanics of Materials)里材料的断裂(Fracture of Material)过程中,我们看到在应力(Stress)作用下,柔性材料在应力达到极限时,材料由于塑变(Deformation)而延缓了断裂的时间,使得断裂不至于那么突然。但对强硬的脆性材料而言,应力一旦达到极限,则脆断(Brittle fracture)便在突然间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工程上,事故会发生得非常惨烈——威权政治也是这样,越是强烈维稳,脆断也一定会突然降临,这就是自然规律。如果哪位研究相关领域的教授、学者真有兴趣,开设一门“政治社会力学”(Mechanics of Political Sociology)的学术研究,在“大数据”时代专门量化研究这种极权政治的应力极限、脆断发生的现象和条件,或许会非常有益、有趣,也一定会有很大收获。

张智斌,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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