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的國安法該大修了

呂秋遠 律師

中國學生周泓旭涉來台發展共諜組織案,北檢去年7月依涉犯《國家安全法》第2-1條「為敵發展組織罪」起訴,同年9月,台北地院判處1年2月徒刑,目前全案上訴至高院審理中。在偵查過程中,檢調查扣被告手機與筆電,在過濾通聯紀錄後,發現被告與王炳忠等人有聯繫「發展組織」之行為,檢察官認為此與前案犯罪事實不同,且可能有罪證存放在王炳忠等人住處,加上事涉國家安全影響重大,才向法院聲請搜索票,以證人身分搜索訊問王炳忠等多名新黨幹部,王炳忠等人則是喊冤,並且認為司法程序有瑕疵,簡直就是綠色恐怖。

雖然王炳忠等人將依法偵辦的案件,歸類為綠色恐怖,似乎有些荒謬,然而「依法」二字,卻仍然有斟酌的餘地,也就是《國家安全法》第2-1條的規定:「人民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刺探、蒐集、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或發展組織。」基本上,為外國刺探、蒐集、交付、傳遞公務秘密文書,認為有違反國家安全之虞,應受相當刑罰,此部分多數人都不會有意見。然而就「發展組織」部分,可能就有細緻規範的必要性。

該條文的立法意旨,並未提到所謂「發展組織」的具體概念,僅有「現行法律對於為中共及其掌控之機構、團體在台灣地區發展組織,並無規定,而此種行為,如以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為目的,自應予以處罰。」然而究竟何謂「發展組織」?卻形成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發展組織」待規範

以周泓旭與王炳忠的所謂「星火T計畫」而言,如果北檢所調查內容屬實,則王炳忠等人有收受國台辦資金,並且著手進行中,是否屬於發展組織?但如果國台辦贊助資金,舉辦馬克斯主義讀書會,並且廣邀民眾參加,又是不是發展組織?又如果沒有贊助資金,只是有一群人受到中共外圍組織的「蠱惑」,而發展支持兩岸統一的組織,是否又應該列為發展組織?

就實務而言,發生所謂「為中共黨、政、軍及民間團體發展組織」的不同可能狀況實在太多,因此如果無法律明文規定,確實有可能會導致言論自由或是集會結社自由的侵害。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台灣的《國家安全法》只有10條,也是世界各國中最短的《國安法》,而直接涉及間諜行為的罰則,主要在於第2-1條與第5條關於「管制區」的規定與限制。如此一來,在許多具體態樣上,就有可能形成對於上開人民基本權的侵害。

因此除了藉由判決來形成標準外(這是不理想的方式),就只能透過修法的方式來解決。畢竟這套法律是承襲於動員戡亂時期的《國家安全法》,如果要適用於台灣現今的社會中,就需要更細緻的規範,才能符合罪刑法定主義的概念。

國家安全確實是台灣目前必須重視的議題,然而對於如此嚴肅的議題,我國的法律規範卻是極為粗糙,是以政府如要更能落實人權與安全之間的平衡,則於《國家安全法》的規範上,或許需要大規模的翻修,在程序與實質正義上,讓民眾與法院都能有更精準的判斷,如果以浮動的概念來判斷是否違法,或許會帶來更多的爭議,對於國家安全的保障仍然於事無補。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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