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已被統戰了?


李柱銘回憶自己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草委時曾被中共黨員企圖統戰。資料圖片

在中共的步步進逼下,香港前景越趨嚴峻,故捍衞香港核心價值的人士更需要團結,同時,亦都要時常小心提防中共的統戰。

毛澤東曾說統戰是中共在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之一。而統戰的核心原則,就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亦即是要先找出「最大矛盾」(即敵人),將之標籤、孤立。同時,透過籠絡與分化,聯合所有其他人,尤其是與這一小撮人理念最接近的同路人,「提醒」他們要與這一小撮「激進」人士劃清界線,甚至令他們以為這一小撮人被攻擊是罪有應得。這樣,那一小撮人被邊緣化後,便很容易會被消滅。然後,中共就會對付「次矛盾」。如是者,所有與共產黨意見相左的人士和團體都會逐步被消滅,剩下一言堂。

其實,統戰並不是中共的專利。誠如筆者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戰時,由德國傳教士Martin Niemoller所著的《First They Came》──「納粹政權首先迫害共產黨人,我沒有為他們發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納粹政權接着迫害猶太人,我沒有為他們發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納粹政權然後迫害工會的人,我沒有為他們發聲,因為我不是工會中人;納粹政權之後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為他們發聲,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納粹迫害我,就已經再沒有人可以為我發聲了。」

袖手旁觀正中中共下懷

所以說,當被中共標籤為「敵人」的人士受到攻擊時,我們仍袖手旁觀,那就是正中中共下懷,最終自食惡果。

筆者實在也曾墮入過中共統戰的圈套。記得在1985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首次會議上,委託在港的25位草委作為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諮委會)發起人,而當中六名草委,包括李福善大法官(召集人)、新華社副社長毛鈞年(秘書)、譚惠珠、廖瑤珠、司徒華及我,就成立了諮委會章程草擬六人小組(六人小組),起草諮委會章程。

首次六人小組會議舉行前,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李儲文親自來到我的辦公室會面,提出他的看法。而其意見竟與我心裏所想的極為接近,事事以港人利益為依歸。如是者,每次會議前,李儲文都會先跟我見面,後來司徒華也有加入。筆者覺得能跟一個開通的中共黨員談得如此投契,的確很難得。

六人小組第四次會議時,章程草稿內有八處採用「民主協商」的字眼。廖瑤珠堅持要刪除「民主」二字,當時我曾諷刺她說:「這豈不是白馬非馬,以民主的方式來徵詢市民意見不是更好嗎?」

但後來我讀了一連三篇由齊辛(李怡的筆名)撰寫關於民主協商的文章,才得知原來在內地民主協商只屬知會性質,故這並非真正的諮詢,所以我知道自己因不熟悉內地的語言而犯錯了。但我認為這是小事,以後只要更小心便可。後來有一晚我突然在夢中驚醒,反問自己若今次犯錯因認為是小事而不妥善處理,那往後再犯任何錯都會當成小事,長此下去,後果真的不堪設想,而我亦枉為香港草委。

幾天後,匯點舉辦《基本法》研討會,其間我被問到為甚麼不支持廖瑤珠的修訂,我即時公開承認過失,並承諾在下一次會議上要求更正,將「民主協商」改為「協商」。

筆者在兩天後的「諮委會發起人會議」上,費盡唇舌地爭取修改章程草案,但廖瑤珠卻未有幫腔。最後,只有一處仍沿用「民主協商」字眼,其他則改寫了。會後,我問廖瑤珠何以不發言支持修訂,她笑言我也應嘗嘗力排眾議的滋味。

當時,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為何會打算不了了之,其後我才醒悟到那時候自己顯然已不自覺地墮入統戰陷阱,為了維繫跟李儲文的良好關係,而願意在一些小事上妥協。中共的統戰手法,就是會先指派「某人」來接近你,而「某人」可能是黨員或親共人士,亦可能是你的親朋摯友。在適當時候,「某人」就會奉命影響你的想法及行為,令你不好意思抗拒,然後你就會逐漸變成中共的代言人。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或可能是中共統戰的對象。因此,我們時常都要捫心自問,自己是否已被統戰了!

李柱銘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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