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治曾在这里兴起: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

 

【原编者按】2018年元月13日,是蒋经国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为此,同为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民国前总统的马英九发表长篇讲话,缅怀经国先生一生的丰功伟业。由于马英九曾长期担任经国先生的秘书,后自己也身膺大位,因此无论作为历史见证人还是政治当事人,尤其能理解后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甘苦心境。

在讲话的最后,马英九总结道:“经国先生长于威权时代,却能突破自身局限,亲手终结威权时代,让中华民国在经济起飞之余,也能推陈出新,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开五千年实践民主的先河。这是他为历史、为中华民国、为台湾留下最动人、最持久的贡献。”

略有遗憾的是,可能是马英九不太清楚国民党在大陆厉行宪政的光荣而悠久的功勋——国民党浩然磅礴的革命史,就是一部浴血而生的立宪史和行宪史——因此这段话略有事实错误。“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开五千年实践民主的先河”者,应该是经国先生的父亲,先总统蒋中正。

是的,在烽火漫天、内外交困、国命垂危、将士决死之际,蒋中正先生依然以大无畏精神,毅然开启了伟大艰辛的民主进程,并践行之、遵守之、捍卫之。为此,笔者特意发表拙作,以示不忘先贤,乃用昭告来者。
 

1945年7月1日,中共成立二十四周年的纪念日。为此,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特意发表社论,说“过去的二十四年,给了中国人民以最艰苦的锻炼”,并且“完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深深结合起来的过程”。

但是,这一后来在教科书上为人所耳熟能详的结论,竟然在当天的延安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因为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兴趣都集中在一点——重庆政府国民参政会的六名参政员要来考察延安了。

中午十二点,一架运输机顺延河而来,稳稳降落在机场,乘客于舷梯鱼贯而下,十天前才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快步上前迎接。来的客人中,有他在青年时代就仰慕的大学者傅斯年,也有中共的老朋友章伯钧。

但是,毛的热情可不光是为了叙旧,他要通过这些参政员及其背后的国民参政会达到一个重要目标——那就是阻止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

参政员考察团的领衔者是黄炎培,此时已经年近七十,却神采飞扬,精力旺盛,据在场人士回忆,只有五十岁的模样。毛泽东一上来就握住他的手,说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二十六年前,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的会场中”。黄氏大为惊讶。

1919年5月初,美国学者杜威来中国讲学,第一站就是江苏省教育会,当时身为会长的黄炎培还致辞祝贺。“毛主席真是好记性”,黄氏激动地答道,“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回重庆后,参政员考察团成员之一的傅斯年痛斥,“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由于其反苏反共的一贯立场,这个判断当然是偏见,至少黄氏对于毛的称颂,绝非谄媚之词。

1945年的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经过了二十四年“最艰苦的锻炼”,尤其在八年抗战中勃发出的生机和力量,已经不容任何国内国外势力小觑。就连总是以民族最高领袖自诩的蒋介石,此时也不得不放下身段,来听听延安对于中国未来政治设计的思路。而参政员考察团此次前来,目的正是在此。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成立于1938年7月,到1945年春已近七年,正在筹备第四届会议。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中共宣布不再参加。

这一切源于3月1日蒋介石的公开表态。在这场演讲中,他全盘否定了两年以来国共谈判中延安政权的基本要求,重申本年11月一定要召开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他还强调,“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后,政府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

不过,蒋介石还是表达了些许善意,称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

中共早就知道国民政府会坚持这一顽固立场,于半个月之前就结束了双方谈判。但作为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颇有点惴惴不安。早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就已主持选举出准备制订宪法的国民大会代表,并且推出了史称“五五宪草”的宪法草案。

但这还是十年之前的事,中间势力尚未公开登上政治舞台,虽有秘密组党,但严重缺乏群众基础,因此无论宪法文本的草拟还是国大代表的选定,他们都没有发言权。因此,对于中共提倡的“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的主张,他们是衷心拥护的,

如此,他们才能不惧缺乏选民基础,而能够在上层机构与国民党一较高下。所以,中间势力最不希望延安和重庆政府闹翻,就怕在政治上失去一个有力的盟友。

但是,国民党和中共都不太理会民主党派的想法,前者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原定日期召开国民大会,并指责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野心家假借民主之名,僭窃民权,便利私图,陷国事于紊乱无主的状态”。

中共则针锋相对,几乎同时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其领袖毛泽东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就叫《论联合政府》。

对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延安也明确表示不参加,并宣布,如果国民党一意孤行召开国大,那么中共将于同时期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对于这一安排,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而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

果如其所料,此时“中间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敏锐和热情。他们知道,只有将中共劝回国民参政会,中间势力才不会失去好不容易在重庆政坛所拥有的政治势力。但要毛泽东回心转意,首先得蒋介石作原则性让步,他愿意吗?

6月1日,蒋介石邀请黄炎培、傅斯年等国民参政会成员便餐,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王世杰等蒋氏亲信作陪。会上,参政员们建议重启国共商谈,暗示国民党可能需要妥协。蒋介石说他自己“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参政员们这才放心回去拟订谈判腹案。

其实,之前左舜生、黄炎培已经提出,关于参政会、国大等问题,要和中共统一行动,既然蒋介石模棱两可,那么当即由左氏草拟几条意见,要旨是当局须立即召开政治会议,至于国大事宜,交予该会议解决。如果国民党同意上述条件,他们愿意去延安陈情。

这份条陈在上呈蒋介石之前,几位参政员先请王世杰过目,被其极力否定,说这些立场与刚刚闭幕的国民党六大的决议背道而驰,蒋氏看到后定然会勃然大怒,“延安之行作罢是了”。

王世杰错了。蒋介石看到条陈,完全没有发怒,反而再次强调自己没有成见,他说,“国家的事,只须于国有益,都可以商谈”,国民党也不会做不该做的事。

在蒋介石的有力保证下,六位参政员于7月1日信心满满,飞赴延安。

由于中共本来的立场就是停止召开国大,并举行由国民党、中共、民主党派组成的政治会议,因此参政员和毛泽东之间根本没有进行艰苦的谈判,双方意见一拍即合。所以,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非常轻松愉快。

傅斯年吹毛求疵,对于延安已经开始暴露的个人崇拜迹象冷嘲热讽;而左舜生的注意力则完全转移,甚至好几次非常失礼地要求会见他倾慕已久的毛夫人江青。

参政员们是7月5日中午离开延安的。在前一天晚上,黄炎培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窑洞对”。众所周知,对于家国政权的命运,黄氏提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民主,既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制度安排。毛没有说清,他所谓的“民主”,究竟是指政治会议、联合政府还是国民大会。但蒋介石显然接受了他和黄炎培的建议。国民党的确停止召开国大,转而用“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大幅度修订“五五宪草”,并重新选定国大代表。

只可惜“窑洞对”之后仅仅一年,国共就陷入全面内战之中,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选择的“新路”,都没有走远。

1945年7月开幕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中共不再参加,事实上参政会也不再重要,其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已经被政治协商会议所取代。在此之前,参政会一直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与国民党、国民政府斗争的舞台。但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时期,中共却是国民党坚定的盟友。

第一届参政员的产生,全部采用“遴选”的方式,即均由国民党中央指定人员。在名额分配上,成员共有两部分,其一是包括西藏、外蒙在内的全国各省市地区的“著有信望之人员”和华侨代表,共一百名;其二是各社会团体中“信望久著之人员”,也是一百名。

后者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人员的主要成分,均是之前长期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政治组织的代表人物,既有中共,也有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的诸位领袖。傅斯年等著名的无党派学者,也被国民党作为“社会贤达”而罗致入会。

1938年6月底,作为中共籍七名参政员之一的吴玉章来到了汉口。前来参加第一届参政会的参政员正陆续汇聚于此,彼此宴饮,会商提案。然而,暗涛汹涌,似乎有一股股政潮在酝酿之中。

自1932年初开始,国民政府进入“蒋主军,汪主政”分权阶段,汪精卫长期出长行政院。但抗战爆发后,为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作战,基于“总动员”考虑,国民党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蒋介石为总裁,全面掌控军政大权。

汪氏虽然也算“副总裁”,但两手空空,一无实权。这次他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参政会议长,总算有了个能够上下其手的平台。或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夺回失去的权力?

当时的行政院长是孔祥熙,又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掌握着中国的行政、财经、金融大权。加之他是蒋介石姻亲,又巨富多金,所以一直为许多知识分子所非议,其中就有傅斯年。

7月1日,傅斯年约吴玉章一起去梁实秋家,说梁孤身一人在汉口,家里清净,方便说话。吴非常奇怪。他与傅氏素无往来,而梁实秋是国社党人,更加没有交集。

看来,他们可能想联合中共籍参政员,在会上发动什么提案。按照规定,提案必须二十人以上联署才能交到会上讨论,看来傅、梁二人在“凑人数”。

傅氏性格直爽,一见面就请求中共支持弹劾孔祥熙。吴玉章听罢不觉失笑,心想,傅斯年如此大名鼎鼎的学者,竟然连参政会的职能都没研究清楚。

后世有学者称国民参政会为“战时国会”,大谬不然。这个机构连民意机关都算不上,最多只是集中地方需求和精英意见的咨询机关,有质询、调查、建议的功能,但没有弹劾、罢免、任命的权力。

只是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来,从未如此正式和热情地邀请党外人士和群众代表登堂入室,共商国是,于是某些民主人士产生了错觉,乐观地将自己当成了能够决定官员进退的国会议员。

吴玉章对此分外清醒,他告诉傅斯年,参政会只是“统一战线之萌芽”,连民意机关的雏形都算不上,又怎能如议会般倒阁呢?何况大敌当前理应举国一致,如果参政会刚刚启动就引发政潮,会不会激怒国民党而关闭这扇通向民主政治的大门呢?

而且,一旦孔祥熙下台,以政治资历而言,必然是汪精卫取而代之。吴认为,孔氏的抗战意愿和意志还是坚定的,万一汪上台,资格老、脾气大,而意见未必能够和蒋介石统一,万一两人颉颃,于抗战建国大业损害极大。进而言之,蒋孔一体,倒孔即是倒蒋。

如今蒋介石“有能力且能决心抗战”,反对孔祥熙必然使其不快,“如果闹成僵局,使得亲痛仇快,岂不更糟”?最后,吴玉章告诫傅斯年,中共不支持弹劾孔祥熙,而参政员和政府之间“应相互信任,才能战胜敌人”。

后来事实证明,傅氏完全没有接受吴玉章的劝告,对孔祥熙不断穷追猛打。不过,他也意识到,参政员的确没有弹劾罢免的职权,因此用“告御状”的方式向蒋介石上书,而不再公开发表提案。

所以,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汉口两仪街20号上海大戏院召开的成立大会风平浪静,一团和气。据说孔氏早已知道内情,因此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和财政报告时特别谨慎耐心,就怕参政员质询时不留情面,让他难堪。

傅斯年最后还是利用参政员的身份攻倒了孔祥熙。据王世杰记载,1944年9月,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为此,孔氏终被陆续免去财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务。

傅氏还不罢休,在翌年7月的四届一次参政会上,抛出“彻查中央银行”的提案,后来虽经王世杰建议没有公开发表,但已经震动全国,并惊动了重庆地方法院。就在此提案上交参政会半月之后,孔氏被国民政府免去其最后一个公职——中央银行总裁。

至此,在国民参政会,傅斯年花了七年时间,终于彻底打倒了孔祥熙。

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开幕,原定会期三个月召集一次,参政员任期为一年。到第二年春,鉴于抗战形势紧张,国民政府决定本届参政员任期延长一年,而会期改为半年召集一次。因此第一届参政会在两年之内共举行了五次会议。应该说,对于战时民主政治的推进,这一届参政会作用最大。客观而言,这归功于蒋介石思想认识的变化。

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以来,国民党内渐趋分裂,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于1938年底出走投敌,给予重庆政府以严重的心理打击。反之国民党的宿敌共产党反而能够配合抗战,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消耗着大量日军兵力。在参政会上,之前公开或秘密反对国民党的中共、青年党、国社党等都积极拥护抗战国策。

1939年2月,一届三次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在此汪氏叛逃,人心动摇之际,参政员反而高度团结,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案”,倡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对此,蒋介石大为感动,对于民主政治公开赞许。他在会上说,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民主政治”,“如果人民不能积极参加政治的话,他们就不能建立强固的国家”。

9月,第四次会议召开,12日,参加会议的蒋氏在日记中感慨道:“宪政应提早实施。本党新老党员落伍,而老党员尤为腐朽。若不还政于民,诚误国而又误党矣!”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强调:“决行宪政”。

当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议,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而宪法草案的修订任务,落到了黄炎培、左舜生、董必武等参政员身上。

然而真到了1940年11月,国民党以“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为理由,国大延期召开。这或许和当时新四军急剧扩张乃越出国民政府规定的作战区域,导致了蒋介石新的不安和疑虑有关。既然国大不开,那么国民参政会延续设立。不料,此举给民主党派也带来了不安和疑虑。

第一届参政员共两百人,一半代表各地区和华侨,另一半代表中共和中间势力,均为国民党遴选,国民党员却只占四成。第二届参政员名额增加到一百四十人,还是地区代表与社团代表各一半。

但是由于此时各省市已设立临时参议会,代表地区的参政员由其无记名投票选出。由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较有群众基础,因此第二届参政员中非国民党籍成员反而大幅度下降。中间势力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被削弱了。

民主党派正在研究对策的时候,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

为此中共籍参政员固然拒绝出席新一届参政会,中间势力也感到“国共冤仇太深”,“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必须及早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力量,乃便于向国共双方为有力的纠正”。因此,中间势力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公开的政治实体,成为了“第三方面”的共识。

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共籍参政员没有参加,蒋介石也没有让步。19日,青年党、国社党、黄炎培的职教社等团体于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集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会议选举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等为中常委,其中以黄氏为主席,左氏为秘书长。

该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政治形势更加诡谲多变。由于日军将更多兵力投向东南亚以对抗美军,其于华北的军事压力逐渐放松,八路军游击队乘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共的军事力量愈发增强,因此国共之间的“磨擦”也日趋严重。此种情况反映在国民参政会中,那就是各种对抗愈发激烈,而宪政的具体实施计划,却鲜有人提及。

参政员的对抗情绪,大多表现在于会场中对于国府官员的质询上。参政会召开初期,各参政员尚能对前来议场进行工作报告的部长们以礼相待,但进入四十年代,则情绪越来越激动,言辞越来越尖刻,态度越来越暴躁。

在一届三次会议时,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后,傅斯年等参政员上前质问沦陷区的伪币发行情况等问题,孔氏没有准备,因此张口结舌,回答不出,参政会允许其今后以书面答复,一场质询体面收场。

但到了1943年9月的三届二次会议上,粮食部的书面答复在言辞上略有不妥,参政员们就大吵大闹,最后部长徐堪亲自前来道歉,并重新修改书面答复,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如此,有的官员,如农林部长盛世才根本不敢到会报告,派副部长代劳,参政员们也不依不饶,直到行政院出具文书,方才作罢。

另一任农林部长沈鸿烈硬着头皮前来,因为参政员问题刁钻又咄咄逼人,竟然气得晕了过去,若不是被会场干事在台下一把托住,恐会酿成大祸。

不过,有的官员深谙应对之道。比如宋子文报告外交工作时,盛气凌人,内容简约,凡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就以“国家机密”来应付,参政员对其倒也无可奈何。

而社会部长谷正纲则另有办法,他报告冗长,有三小时之久,而且全部都是数据和细节,听得参政员们昏昏欲睡又抓不住要点,只求他尽快结束离开,哪里还有质询的心思。

如此议场气氛,诚然可笑或令人厌烦,但毕竟是国民党掌权以来,政府高官第一次受民意代表的“折磨”。这一风气于此滥觞,至今倒还没有断流,我们在台湾一些民意机构的会场上,依然能够复习到上述画面。

克念,近代史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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