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机密”遇险:顶包入狱的高干


新四军领导人(部分),左一为曾山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向新四军提出谈判。为此新四军向延安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和日军接触,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准备反攻的策略。新四军于是派组织部长曾山出面于日方接触。

 

       文革前,曾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1967年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解释,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员接触的,整个活动及时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不相信曾山的辩解。当时担任联络员的孙宇亭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谢富治、副主任严佑民报告,研究处理的办法。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由孙宇亭打报告,谢富治、严佑民签署同意。孙宇亭和赵雪瀛驱车到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孙宇亭又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办。

 

       当时共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孙宇亭怕空口无凭,经与军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内容。回去连夜起草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报送中央。

 

  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富治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富治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孙宇亭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佑民说:谢富治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他们只好按谢富治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谢富治通知严佑民、孙宇亭、赵雪瀛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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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又对当事人三堂会审。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主审,严佑民和赵雪瀛和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在座,孙宇亭受审。谢富治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孙宇亭申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富治对汪东兴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东兴对谢富治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汪东兴又对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汪东兴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富治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烧掉了。

 

  谢富治又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严佑民这时站出来仗义执言:“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孙宇亭躲过了一难,后来下放五七干校。但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严佑民头上。1968年3月,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他在狱中仍然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从不乱说。

 

  1971年“913事件”以后,吴法宪下台。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1972年4月,曾山病逝,以九届中央委员善终。

 

1972年9月,严佑民假释出狱。孙宇亭前往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探望恩人,激动地说:“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一身是病的严佑民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孙宇亭后来撰文回忆了此事的前后经过。

        

  l974年秋,严佑民作了结论。1975年初召开四届人大,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主持公安部后积极向中央打报告,于当年10月9日恢复了严佑民公安部副部长职务。严佑民当时要求离开公安系统。华国锋对他说:“我们要留你。”

 

  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以后,严佑民参加了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1977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后兼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2001年病逝,享年83岁。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宁愿自己坐牢,也要为下级承担责任,这是一种难得的高风亮节。

 

本文选自严佑民《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群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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