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民主運動眼前無路 全面抗衡穩守突擊



雨傘運動爭取普選不成,北京反過來以更強硬、更系統手法修理香港,民主派必須調整策略,築好防線以全力迎抗這股逆流,沒有喘息的餘地。

目前的逆境,民主派該視之為考驗,不能因此消沉喪氣。佔領運動前後,前特首梁振英以至北京早有部署,借反港獨之名打擊民主運動,生安白造抹黑雨傘運動由外國勢力策動,又誇大港獨者的影響力,以便用國家安全之名,重手打壓反對力量。

由2016年開始,政府首先禁止其認定是港獨份子參選立法會,再於選舉後由人大常委釋法,先後將六名當選者取消資格,結果令民主派在地區直選議席數目失去過半數的優勢,再觸發立法會改變議事規程。民主派議員再無法“拉布”以阻礙政府建議通過,以拖延時間換取議價空間再不見效,日後將任由多數派的建制人士魚肉。

議會外,政府嚴刑峻法,以嚴重罪行控告發起佔領運動的“佔中三子”以及社運參與者,當法庭依法輕判後者,律政司司長又要求覆核刑期,誓要把他們送進牢獄不可,以收殺雞警猴之效。一些所謂激進組織不能應對新形勢,迅速泡沫化,部分人自此銷聲匿跡,遁隱江湖,不少社運中人亦自覺需要重新思考去向,不同組織仍亦須時間尋求共識。頓時間,社會運動不知何去何從。

加上學界分崩離析,群龍無首,部分措辭激烈有加,卻毫無組織實力,欠缺群眾支持,與民主派嫌隙亦深,大專界的社運角色亦由領導走向邊緣,無力再發起社運。一般參與者同樣不知所措,在缺乏深入的檢討,大多各自為政。過去民主運動以至反政府運動積累的能量和信任,逐步蒸發,如何應對當下形勢,發揮最大的集體力量抗衡威權,難免令人擔心。

面對種種横逆,民主陣營難免感到民主前無去路,威權後有追兵。悲觀之餘,大家必須認清形勢,面對現實,未來一段長時間,北京和特區政府只會繼續合力進逼,修補撕裂不外統戰分化,普選諾言更是鏡花水月,因此應該心無二用,全力佈好防線,並集中力量深入民間,在不同領域內以各種方法,持久地抗衡政權侵犯香港自由、自治的種種倒行逆施。

當下的抗衡運動既是出於反壓迫的需要,也有望重整心態,面對政治現實,以行動解開雨傘運動後不少人心中的鬱結。在他們眼中,79天佔領運動證明和平抗爭無效,而暴力進擊不但流於口頭勇武,單是一場旺角騷動,也被當局借勢搶佔道德高地,所以根本不是選項。當找不到可以立即見效的集體行動,無法說服自己更不能說服群眾參與,真普選注定遙遙無期,大家亦變得無事可為,任由一切歸於沉寂。

但抗衡運動以保衛自由、自治為主,目標清楚不過,問題擺在眼前,不是爭取什麼不能實現的理想,只求保住香港的底線而已,或較易取得較多人的認同。況且,自由是個人和集體行動的基礎,自治是港人自由思想和生活的前題,具備這些條件當然仍不足以取得民主,但當失去這些條件,日後就連掙扎的空間也欠缺。大家無論如何要保住這條底線,否則不要說民主運動了,眼前享有的自由亦隨風而逝。

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是個好例子。運動由學生和家長發起,通過媒體和網絡,以具體事例指出洗腦式愛國教育正滲透中小學課堂,再引發大規模社會行動和持續的群眾集會,加上立法選舉在即,政府不得不馬上讓步,避免威望進一步受損。又如眼下的高鐵總站“一地兩檢”的法律基礎,在大律師公會和知名大律師強烈批評下,政府和人大常委都理無可辯,即使最後仍推行“一地兩檢”,卻落得灰頭土臉,使政府窮得只剩下權力,毫無正當性可言。

可以說,香港雖然已比過去失色,但在新聞自由、網絡自由仍未完全失效,某些意見領袖和專業團體依然敢怒敢言,和平示威遊行所付出的代價不高,集體動員和行動仍有一定支持,加上代議政制下不得不注視民意,抗衡運動既有需要亦有可為,大家斷不能輕言放棄。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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