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斯温·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

阅读这篇书评之前,请暂停片刻,看一下你衬衫的领里。你穿的很可能是棉质衣服,而且很可能由你居住的国家之外的国家——孟加拉国、柬埔寨、越南、危地马拉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合适的低工资地方——所制造。总之,棉花是我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以至于它作为一种工业品的普遍性与其在全球贸易中的核心作用是无形的。在智能手机和波音飞机时代,人们很容易忘记低调的棉花仍是地球上最具价值和最广泛交易的商品之一。

同样容易遗忘的是,这种植物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直到最近斯温·贝克特的《棉花帝国》,在2014年末由兰登书屋出版之前都是如此。贝克特原本是德国人,也是哈佛大学魏瑟黑德全球史工作坊(Weatherhead Initiative on Global History)的联合主任,在美国资本主义史学界同仁中享有盛名。他在2001年出版的《金钱都市》是那一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它将一个以前被认为尘封已久、一息尚存的研究领域扭转为历史学界的学术增长点。的确,贝克特是哈佛大学那一领域最早的支持者,他建设了一个资本主义史的项目,并帮助形成了很多该领域的博士论文专题项目,如路易斯·海曼(Louis Hyman)对现代美国债务的研究,瓦妮莎·奥格尔(Vanessa Ogle)对时代同步性的研究以及伊恩·克劳斯(Ian Klaus)对信托和资本主义的研究,相关著述迅速增长。但在《棉花帝国》这部著作中,贝克尔采取了一条不仅关注美国资本主义,而且持续关注整个英语世界的研究路径,并试图将其应用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全球商品之一。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棉花帝国》作者,斯温·贝克特

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解释道,这部棉花的全球史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启发。首先,过去三百多年(棉花种植)空间结构剧烈转变。由于阴冷潮湿的欧洲、欧亚大陆和北美不适宜棉花种植,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棉花种植都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地区,后者尤为重要,而且长期以来生产都属于地方性产业。但是到18和19世纪,随着棉花成品的生产转移到现在我们认为是北大西洋经济的工业中心:即英格兰北部的纺织工厂和一大批欧洲大陆和北美的轧棉城市,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然而,今天绝大多数的棉花生产都出现在在全球南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都是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其次,作为一种商品,棉花在奴隶制和自由劳动力环境中、以及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时代兴盛发展,清晰地揭示了国家和帝国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后,因为棉花的确是一种全球性商品,因而从利物浦到孟买,再到东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能受到佐治亚州的棉花市场发展的影响。它形成了一个理想的透镜,通过这个透镜,可以检验到一种“全球状态”的出现,这种全球状态让人们感觉到地球上某一部分的发展毫无疑问与其他角落的发展密切关联。

 

《棉花帝国》封面

贝克特的故事一开始讲述了一个简洁而意涵丰富的棉花种植前的历史。数千年来,一直生活在南纬35度到北纬37度地理范围之间的人们种植棉花并用于制衣,尽管人们彼此之间毫不知情。(直布罗陀海峡正处于北纬37度的位置,可作为参照)。生活在今天巴基斯坦的人们可能是最早开始纺织棉花,这催生了印度的棉纺织工业,并在过去数百年里成就其传奇般的品质。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者惊叹于印度的丝绸和平纹细布,直到经过数百年的模仿和接触之后,大西洋的工厂才能生产出可与顶级印度工厂相媲美的手工艺品。西班牙探险者在新大陆对阿兹特克的纺织品同样印象深刻。

不过,尽管棉质衣物在里斯本、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和伦敦等欧洲市场的贸易中是一种理想的商品,但欧洲人会引导这种材料的加工制造的想法仍显荒诞。不仅是因为欧洲大陆天气寒冷而无法种植棉花。更重要的是,欧洲人顶多在纺织产量上像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生产者那样多产,而在商品的质量上却差很多。如果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的话,似乎只能是一种家庭手工商品。因为那时候的工业并不是工厂,而是家庭生产。在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市场上的商人都是清一色的印度人。1647年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官员抱怨道:“那么多的现金都花在购买印度商品上,世界的财富都集中在印度了”,而且不止他一人有这样的抱怨。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与棉花的遭遇并非始于不列颠群岛,相反,是奥斯曼帝国的商人和摩尔人的征服将棉花(al-qutun)带到伊比利亚半岛。15世纪50年代,由于有了技术工人和来自地中海的棉花原料,棉花产业开始在意大利北部繁荣起来。不过,越来越多欧洲德语地区的制造商在乡村地区获得了更为廉价的纺纱机后开始挑战米兰的地位。意大利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对东地中海地区鞭长莫及。16世纪80年代,苏丹允许一部分英国商人踏足伊兹密尔这样的港口,但很少有人对欧洲的棉花产业有所指望:欧洲人还不曾想出征服那些真正种植棉花地区的办法,而且他们尚不清楚以大西洋为中心的贸易经济能否保证收益。

对于欧洲人来说——如果对于南亚人和非洲人是不幸的话——幸运的是,接下来的两百年时间里,这种情况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葡萄牙人和随后的英国人在印度次大陆的渗透使贸易船队(并不仅仅是孤立的冒险家)接触到了精美的印度货物。棉布衣物很快成为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英国商人不仅成功地将孟加拉与英国联系起来,还与西非的优质服装供应商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商业的核心仍是潜藏在乡村地区的手工织布,而且奥斯曼、波斯、阿拉伯和南亚的贸易商们为了保住棉布衣物还在与他们竞争。

正是通过工业资本主义(大都市中的诸多工厂)和战争资本主义(暴力的军事化统治,在殖民地环境中尤为典型)的新奇融合,尤其是在英国,这种融合能改变由棉花牵动的全球背景。伴随着西印度群岛的“发现”的是,这些岛屿变成了他们棉花种植的试验点,不过首先是烟草种植,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绑架并将西非人运送到那里的种植园工作。奴隶需要衣物遮身。很快,一个良性的循环圈——如果这是描述一个残酷体系的正确词汇的话——出现了。加勒比海的农产品流向欧洲的消费者,印度的衣物被卖给西非的商人,这些商人实际上是奴隶贩子,随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又用衣物贸易的所得来支持横跨大西洋的黑人贩运。棉花,在以前就已跨越大洋,却从未像这样风行全球。这并不是棉花的历史与奴隶制的历史交汇在一起的唯一时刻。

 

南卡罗来纳种植园主约翰·罗提供的水彩画“老种植园”。

这一体系的诀窍在于它并不需要本身的独创性,而仅仅需要像贝克特所写那样,“富强的欧洲人将世界划分为‘内部’和‘外部’的能力”。“内部”包含了母国相对的安全,在那里,由国家强制的规则来管理。相比之下,“外部”的特点在于帝国的统治、对大片土地的征用、对土著居民的大量屠杀、盗取他们的资源、奴役以及由私人资本家控制大片土地的统治,他们并没有的得到遥远的欧洲国家有效的监督。

但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点。在寒冷、潮湿、泥泞且多雨的英格兰会有国内的棉纺织工业,在过去看来并不合理。不仅如此,鉴于新世界对奴隶的巨大需求,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印度纺织品正在打开通往非洲和欧洲的道路。相关制造业的精英人士担心东印度公司会把新兴产业排除在外,于是开始为保护主义政策进行游说。要禁止的当然是流向几内亚等地的印度纺织品,因为奴隶制一开始就是三角贸易资金流动的全部基础。制造商们开始模仿印度的设计,即便他们还无法比拟印度产品的质量,这种贸易也扩大了非洲市场,甚至是质量糟糕的法国和英国产品也能在那里寻得市场。在新英格兰北部,一旦水力磨坊开始出现,英国制造商就利用这项充满活力的发明“从东方人手中攫夺棉花帝国”。大幅提高的生产力意味着迄今尚未提及的印度人的优势(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能够被抵消。

很快,英国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如此之高,使孟加拉的纺织业遭到摧毁。由于高质量的纺织品,英国社会的品味发生了转变,但是也不能忘记,服装同样流向了世界的其他部分,那里的消费者,也就是奴隶,对自己穿什么并没有选择余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奴隶生产糖、烟草和朗姆酒,而非棉花。正如贝克特提醒读者的那样,尽管一些流入利物浦的棉花大多来自太子港和皇家港这样的奴隶殖民地,也有很多是来自伊兹密尔、萨洛尼卡和孟买这样的非奴隶殖民地。尽管如此,这么多的原料仍然难以满足英国对原棉的胃口。许多国家,比如君士坦丁堡,缺乏战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机构动员所需要的特征,很快在英国的整个原棉供应中变得边缘化。

加勒比地区尤甚。诸如巴巴多斯和圣多米尼克等岛屿都成为棉花的“商品边疆”。贝克特认为,关键的区别并不是气候或资金方面,而是“通过整体控制来重塑乡村,在某些情况下只有通过战争资本主义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大约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的“二次奴隶制”,因为在1492年至1888年间被送到新大陆的奴隶有一半是1780年以后才到的。但如果奴隶叛乱了呢?确切来说,1791年这一梦魇(棉花贸易商这么看)在圣多米尼克发生了,当时,这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叛乱,推翻了法国殖民政权,并废除了岛上的奴隶制。英国四分之一的棉花进口因此而被切断,而此时,恰恰是棉花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旺盛期。


波兰油画家January Suchodolski的“圣多明各之战”,描绘了一场改变全球棉花生产的奴隶革命。

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这不是一个明显的选择。的确,美国人拥有奴隶,但他们用奴隶来生产靛蓝、烟草、稻米和蔗糖,而不是棉花。棉花主要还是与奥斯曼帝国、西印度群岛、巴西联系密切,与北美则不然。但是由于英国生产力的提高,对原料的需求也水涨船高,尤其是1791年以后,棉花供给实际上减少了,于是一些南方的种植园主决定试一试运气。南卡罗来纳海岛上的种植园主尝试着种植棉花,并使用从印度彻卡斯(churkas)改进的滚筒轧棉机来完成采摘棉花这一繁重任务。然而,由于伊莱·惠特尼1793年发明了轧棉机,突破了瓶颈,种植园主得以扩大种植。19世纪早期,收获一季棉花会破坏2-3季的土壤使用,造成的间歇期棉花价格上涨促使种植园主向南部内陆地区扩张。如果1811年美国所有棉花有十六分之一产自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那么到了186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四分之三。

当然,在棉花种植者之前,这片土地就有人居住。正如贝克特强调的那样,战争资本主义再度发挥威力。确实,使美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实验室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大型的大陆实验室,在这里工业资本主义和战争资本主义可以同时展开。联邦政府可以在某一天强制印第安人离开南方的黑土地,将其安置到俄克拉荷马;而接下来的一天,种植园主就可以移居到那些非常适合种植棉花的地区,然后翘首企盼北方银行的资金支持。贝克特写道,到1850年,“美国67%的棉花都生长在一个世纪以前还未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土地上”。

贝克特恰如其分地强调美国南方在全球棉花帝国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同时,也敏锐地展示了这个棉花作坊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内在联系。棉花始终是一种不错的投资,需要纽约的金融中介不仅作为北方人,而且作为国际投资人,寻求加入剥削黑奴的行动中。事实上,不仅贝克特在哈佛的同事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还有像克里斯托弗·美普斯(Christopher Mapes)这样的年轻研究者在他们的书中所揭示的,美国的奴隶制工业综合体受欧洲资金支持,而且伴随着南方之外背景中的未来梦。

考虑到美国棉花边疆的全球关联性,那么内战剧烈地重塑了世界上恢弘的棉花全景,也就不足为奇了。到世纪中叶,英国的买家们已经开始为帝国过于依赖美国出口的棉花而担忧了,如果南方民主党人无法将奴隶种植的棉花王国范围扩大,奴隶制利益集团不能对美国政治制度进行永久性控制,那么凶兆就为期不远了。的确,种植园主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国家在创造他们自身财富中的作用,不由得想象奴隶制向西扩展。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一制度的基础——需要跨越大西洋的暴力,以及从垂死的烟草农场中转售奴隶——会引起人们道德上的愤怒。奴隶主利用宪法中关于“五分之三”条款,可以在理论上保持奴隶制度永久存在,只要它继续扩张,更多的黑人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入南方腹地,可能是进入德克萨斯和更远的地区。

当战争真正在美国引起这样的争议之时,联邦封锁(Union Blockades)使欧洲进口商出现了最严重的担忧。贝克特写道:“对欧洲的棉花出口,从1860年的三百八十万包锐减到1862年的几乎零包”。“棉花饥荒”引发了新一轮的棉花种植实验浪潮,场所遍及贝克特所言的“全球乡村”,比如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次大陆的贝拉尔、亚历山大里亚以及若曼诺夫王朝中亚的殖民地。当美国精英的分裂使美国的奴隶成功反抗种植园主时,奴隶和棉花帝国的自由劳动力面临新的困境。缺失了契约工还能保持棉花经济吗?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比如埃及、印度和土耳其,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可是,如果没有美国南方那样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资本主义力量又能如何将其征服呢?


沙俄在土耳其的一块棉田,由传奇摄影师瑟普胡奇·戈尔斯基(Sergeĭ Prokhudin-Gorskiĭ)拍摄。

《棉花帝国》的后半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贝克特聚焦于贝拉尔这样的地区,展现了十九世纪末以降,成百上千的机构是如何试图渗入全球的乡村,他们不用刀枪棍棒(尽管偶尔也使用),而是凭借债务、经济作物、铁路和电报线(更好地使世界市场价格与遥远的市场进行交流)。沟通方面的改善也意味着中间商的权势削弱,同时全球棉花交易的权力集中化。

约翰·霍布森(J. A. Hobson)和其他人所批评的帝国主义贸易的典型模式出现了。除贝拉尔和孟买的一些羽翼未丰的纺织厂外,大多数印度生产的棉花在英国北部的工厂加工。反过来,在1900年,英国出口的成品棉约有78%返销至印度。这一时期,欧洲纺织厂甚至设法模仿了令人垂涎的印度花样和染色,在帝国一个又一个的边疆加速了非工业化和农业无产阶级化的压倒性趋势。根据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研究,我们也知道,像拉吉(Raj)这类地区的农村经济越依赖全球商品价格,市场的繁荣或萧条对农民的影响就越具灾难性。利物浦或纽约的天气模式和价格的不合适组合可能导致转种经济作物维生的农民挨饿。

 

坐在charka(手纺车)旁的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是印度自立的象征,同英国殖民主义下机械化与全球化的世界形成对比。

但是全球乡村的国家渗透并不完全是英国的故事。到1930年,日本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也采取了类似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以避免受到英国、德国和美国出口对其利益的损害。事实上,北大西洋棉花经济主宰世界的日子不会长了。正如全球乡村动员对农民的破坏性一样,像艾哈迈达巴德这类地区的本地商人的资本积累使殖民地自身变成难以撼动的棉花生产者。从1860年到1930年,英国对世界纺锤的占有量从61%下降到34%。

随着英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选权的推动,纺纱工们在国内劳工辩论中有更多话语权,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欧洲帝国产生了一类渴望鼓励国家在棉花资本主义中发挥作用的本地资本家时,北方世界的工人们却越来越关心使危险、肮脏和残酷的生产车间变得文明。这导致巨大的工资级差,使得在柬埔寨或孟加拉共和国生产T恤衫比在曼彻斯特或北卡罗来纳更有利可图。欧洲和北美政府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同时还利用“帝国红利”(imperial dividend)占有在南美、中亚和印度次大陆的市场份额。美国的“殖民地”始终是其国内自身的一部分,当寻找廉价劳动的北方制造商把纱锤转移到梅森-迪克森线以南,美国就再度拥有一条可以说独一无二的路。

但是这注定要失败。正如本书第十四章“后记”所示,20世纪非殖民化和革命相结合,给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国家提供了数十年前巴西人和日本人曾拥有的环境。贝克特写道:“亚洲资本主义者和国家构建的民族主义者正在萌芽,他们学习欧洲人的领土渗透和对劳动力的掌握,并将这些技巧应用在他们自己后殖民地时代的,并且最终甚至运用于后资本主义的腹地。”中国、印度和苏联都利用现代化的国家机器,以及后来化肥和杀虫剂的出现,监管棉花生产的剧增。1952年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微不足道,5年后它变成了第三大原料制造国。到1963年,利物浦交易所关闭,其根本功能不再为人所需。到198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白色黄金”生产国,其次是苏联。贝克特注意到,在苏联的亚洲中部地区(苏联棉花产业中心),由于化学改进,1950年到1967年间大多数的生产实现惊人增长。

国家暴力的深层制度模式是通过这些转变建立的。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仍然采用近似奴隶劳动的技术以确保其每年的棉花收获,新疆的大多数产量(全球出口总量的5%)要归功于一个奇妙的半军事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近被披露是乌克兰5%耕地的承租人,这好像证明了这些故事不仅仅纠缠在一起,而且影响到到现在。自从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领和吞并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克里米亚的计划投资已变得不明朗。

然而,令未来的研究者高兴的是,贝克特的《棉花帝国》留下了几条开放的研究路径。正如最近全球史论坛嘉宾亚当·托泽(Adam Tooze)在他正在进行的研究中提醒我们,农业生活可能是真正的普遍经验,但是国际和(或)国家资本渗透当地经济作物边疆的方式因地区而异。正如一批哈佛全球史学家在2013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提议,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更多研究将不仅有助于丰富贝克特的一些论点,而且还为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即什么使全球史变得“全球”,提供更多一致性。贝克特提出的“全球乡村”的入侵发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些背景下,通过对世界南部和欧洲的农业劳动制度对比研究(正如托泽提醒我们的,欧洲的大多数人直到20世纪中叶都是农民),可能有助于巧妙地说服研究国家领域之外的学者进行比较研究或团队研究,从而促进对“国家”领域敏感的全球史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也能更好地描述那些案例,案例中的全球因素,例如国际资本投资,在确立债务和经济作物边疆(比如说,阿根廷或印度)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比较研究能更深刻地描绘那些国家力量在农村改造中起主宰作用的案例,比如苏联的北高加索或费尔干纳盆地的情况。

事实上,对于俄罗斯和苏联史领域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本书打开的最重要研究视野之一,就是对可以称之为全球范围社会主义乡村的研究。对于棉花和其他商品一样,苏联和其他一党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政权都承认农业问题在他们制度的中心地位。列宁把承认俄国农民夺取土地称作“农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preasant Brest-Litovsk)”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美国的东欧历史学家提摩西·施耐德(Timothy Snyder)在2010年的书《血染之地》(Bloodlands)中提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部阵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对乌克兰农业殖民地的争夺。诚然,这些争夺欧亚乡村控制权的战争都以谷物为中心,而不是棉花。但是正如亚历山大·莫里森(Alexander Morrison)这样的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在19世纪,沙俄帝国大部分时期棉花的故事与其说是一种冲动,倒不如说更多是对彼得堡征服中亚汗国和酋长国的回应。至于苏联时期,谢尔盖·阿巴辛(Sergeĭ Abashin)最近的著作《苏联基什拉克:在殖民主义和现代化之间》(Soviet Kishlak: Betwee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讲述了塔吉克斯坦北部的奥什巴(Oshoba)(人口总数为15,000)在整个殖民后期和苏联时期的历史,展示一个地区如何被应急方案转变,重塑从事棉花生产(但不仅是)的费尔干纳盆地的农业格局。

对于苏联其他地区的历史,或是对集体化的全球社会主义乡村其他商品的历史实际上是否完全相同还远不清楚。人们希望下一代的全球史能够看见学者们准备撰写古巴历史,上一代已有西德尼·明茨(Sidney Mintz)的《甜蜜和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或者比如尼加拉瓜或埃塞尔比亚咖啡的历史。还可以撰写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之后作为越南受保护国的柬埔寨农业经济的历史。简言之,许多关于《棉花帝国》与“资本主义历史”相关联的问题,可能恰好在构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历史上同样有效。提出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打破区域研究——例如中美洲、西伯利亚、东德和东南亚学者们之间曲折变化的边界——所有国家受到包含农业信息和专业知识的一片游移的“社会主义云”(socialist cloud)影响,即使不是所有接触苏维埃帝国的国家都追求全面集体化。总之,农业制度的历史并不是一个应许给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学者的主题。

当然,这些评论并不应该被当作是对《棉花帝国》漏洞的批评,而是本书确立的研究主题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贝克特在解决全球史这样一个重大主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圆满完成就是再一次证明,全球史观不只是意味着对世界历史的臆测,或是对每件事物之间关联性的臆测。更确切地说,正如《棉花帝国》所展示的那样,有一些主题超越了仅仅是帝国的视角,有必要从全球视角来理解全景。采用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将个人从叙事中剔除,也不意味着更低的方法论标准(《棉花帝国》利用了各大洲的档案)。全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随着各种表面上研究国家领域的一代学者意识到他们研究实际上是一场全球性的对话,全球史研究会更加充分地组织化。那么,这项工作,促使我们不仅要重新思考我们所穿衬衫背后的历史,还要重新思考我们如何书写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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