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國家主義憲法觀的衝擊


李飛指人大常委會對一地兩檢的決定是一言九鼎。資料圖片

中國人大常委批准一地兩檢的決定如何牴觸《基本法》,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已經闡述,更值得港人關注的,是決定背後所反映的「極右國家主義」憲法觀。

要使一地兩檢合乎《基本法》,其實方法不少,較合理的途徑,是修改《基本法》。中共佔全國人大絕大多數席位,要通過修正案,可謂易如反掌。不要忘記,按《基本法》第159條,修改只須人大通過,毋須特區同意。退而求其次,北京可透過國務院令修訂特區範圍,甚至動用人大釋法,這雖然極不理想,但總算有法可循。最終北京選擇最缺乏法理基礎的途徑,以人大「最高權力機關」的名義作決定,夾硬扭曲《基本法》第18條來落實一地兩檢,是藉此祭出國家權力至上的憲法觀,要港人臣服於「全面管治權」。

對中共而言,權力至上論並不是新鮮事,文革時的劉少奇,就被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中央以繞過全國人大的方式,撤銷國家主席職務。近年這種思想,更利用德國極右納粹法學家施密特的理論重新包裝,在大陸學界流行起來。施密特認為,政治的本質在區分敵友,而統治者擁有凌駕憲法的最終決斷權。曾任職中聯辦研究部的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就是施密特理論的崇拜者。他曾在2004年接受訪問,論及施密特思想。他認為:「主權(者)不服從憲政狀態,而是在關鍵時刻拯救憲政狀態。主權(者)依賴的不是憲法,而是於憲法的決斷。危機時刻的政治決斷之服從上帝的意志,而不是憲法。」沿此思路,由於特區政府研究七年,直至高鐵即將通車,仍未找到一地兩檢的法律依據,所以人大常委以主權者的身份,在這「關鍵時刻」凌駕《基本法》,作出決斷。

這種充滿納粹色彩的「極右國家主義」法學,直接衝擊香港市民熟悉的自由主義法治觀。自由主義以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為根本目的,其法治觀念重視法律制訂的透明度,和法律實施的可預測性,主張限制當權者的權力,使其不能任意詮釋法律。如今面對北京威權的步步進逼,香港的法治已面臨重大威脅。正如大陸自由派學者劉瑜所言,「權利的前提本質上是權力,在權力失衡的情況下,法治往往成為泡影」,因為「一個手無寸鐵的人和一個拎着手槍的人談權利,那個持槍者為甚麼要理會那個手無寸鐵的人呢」?

因此,要抵抗「極右國家主義」的進犯,還看港人的主體意識和實力。正如大家普遍認為,如果沒有民主派大狀參選大律師公會,與現任執委競逐,公會並不會發出措詞如此強硬的聲明,政府亦毋須高調回應。新年伊始,但願港人還能每人走多一步,盡力守護我城的核心價值。

吳凱宇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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