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與追訴共諜有矛盾嗎?

苗博雅 社會民主黨全國委員

台北地檢署針對周泓旭共諜案追加起訴,案情牽連4位新黨青年幹部,引發社會激烈討論。時值執政黨推動轉型正義,為過往的政治犯爭取平反;過去白色恐怖時期,雖有許多冤錯假案,不過也有些案件是求仁得仁的真共產黨員。有些關心人權的民眾認為,一面推動轉型正義為過去的真共產黨員平反,一面繼續追訴、處罰共諜,難道不會自相矛盾嗎?

這樣的提問並非毫無意義。但民主政體需要自我防衛,真正的問題不在「要不要處罰叛國者」而在於「守護國家安全的過程中,國家是否仍然堅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每個共同體都有自我防衛的需求。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保障的基本人權,亦可有條件地被限制。尤其絕不可能放任其他國家或組織,將民主政體顛覆為極權專制統治。戰後歐洲發展出「防衛型民主」概念,即是賦予民主政體自我防衛機制,避免「以濫用基本權攻擊自由民主秩序」,而在必要時限制人民基本權。例如《德國基本法》的「政黨違憲解散」制度,容許在人民利用政黨組織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時,限制結社權。

不能違憲打擊不法

正因珍視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才更不能無視民主政體的自我防衛需求。「我們該處罰意圖顛覆國家的人嗎?」是過於開放性的設問。我們該問的是,民主政體的自我防衛機制,應該在什麼條件之下被啟動?應該以什麼樣的程序來限制、防範、偵查、追訴、處罰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者?

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有許多是動輒得咎的思想犯、羅織入罪的冤錯假案;但實際上亦有案件當事人確實為共黨地下黨員,甚至已實際採取行動組織、反抗。轉型正義工程之所以要追究、平反、補償在中國國民黨極權統治時期的共黨地下黨員案,不是因為承認人民有顛覆國家的權利,而是必須對過去「不法國家」的行為做出最深層的檢討、批判,並達成「保證不再發生」的目標。因此,基於轉型正義而平反過往政治案件,與基於民主政體自我防衛而追訴危害民主者的行動,不可貿然混為一談。

中國國民黨獨裁政權,打著國安大旗,以動員戡亂與戒嚴長期架空《中華民國憲法》。統治者以懲治叛亂、檢肅匪諜和軍事審判等工具,剝奪人民基本權。行政與司法部門配合統治者需求,肆無忌憚地侵害人民基本權。像這樣系統性地踐踏、蔑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政權,即為「不法國家」的型態。台灣歷經30年民主轉型後,回頭檢視、賠償、承認錯誤的原因,是對不法國家以極權統治侵害人民基本權的反省。國家不能以違憲打擊不法,即使當事人確實有組織地下黨、著手反抗蔣氏政權等行為,也無法讓不法國家的滔天巨惡就地合法。

簡言之,轉型正義平反過往的真共諜案,不是因為國家不能自我防衛。而是因為國家沒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為了區別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與極權獨裁,為了真誠反省,為了永不再犯,現在就必須承認過往不法國家的行為不當。

建構完整國安法制

或者我們可以更基進地主張,自由民主是先於《憲法》存在的基本人權,面對獨裁威權的不法國家,任何人皆有權利對抗之。因此,為反抗中國國民黨蔣氏政權的不法國家,而進行組織、行動,基於捍衛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觀點,有實質的正當性。但無論如何,若我們肯定台灣已實質成為民主政體,就不能忽視台灣有自我防衛的需求。我們不可能坐視專制獨裁的強鄰以自由摧毀自由、以民主攻擊民主。關鍵在於我們有沒有能力以民主憲政捍衛民主憲政。

自由民主政體和極權獨裁政體都會查辦間諜案。差別在於極權對於正當法律程序不屑一顧;而民主必須堅守核心價值。每一個共諜個案都在挑戰我們是否堅持罪刑法定、證據法則、無罪推定、依法追訴審判。但整體而言,台灣經歷長期獨裁統治,民主防衛機制的法制建構尚未完全脫離威權時期的陰影。政黨輪替可以替換掉威權政黨,但法制不全並非僅靠換人執政就能解決。面對中國的威脅,如何建構完整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國安體系法制,是共諜案給立法機關最大的挑戰。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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