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习近平为何崇拜王阳明?

 

随着习近平的嫡系接班人陈敏尔水涨船高,陈敏尔曾经任职的中国最贫困省份之一贵州也备受瞩目。陈敏尔在贵州兴建的由多处博物馆、喷泉、仿真模型和演讲厅组成的大型建筑“孔学堂”,亦成为人潮如织的新的旅游热点。

此处虽名为“孔学堂”,真正的主人公却不是孔子,而是开创了“儒学中兴”的关键人物王阳明。孔子成了其“精神后裔”的陪衬,这似乎不太符合儒家尊卑有序的政治和道德伦理。不过,既然习近平怀有站在毛泽东肩上的雄心壮志,为什么不能让王阳明享有比孔子更高的荣耀呢?

在这个规模宏大的园区中,王阳明的博物馆跟纪念孔子的大厅一样大,甚至里面还有一个外形与王阳明神似,并且能够模仿其书法的机器人:操控者一啓动按钮,机器人就会娴熟地拿起毛笔,仔细在砚台上蘸了蘸,然后优雅地写出最有名的那句话:“知行合一”。而且,这个机器人还能背诵王阳明的一千多句名言,让观众五体投地。这一幕场景极具象征意义:在科技上不让西方世界的中国,同时也小心翼翼地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共产党不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者的面目出现,而摇身一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捍卫者。

王阳明的地位忽然上升,当然不是陈敏尔这个地方官员自己就能说了算。陈敏尔这样做乃是投主子习近平所好,虽然他本人和习近平都不可能具备研究和领悟王阳明哲学思想的能力——三年前,习近平公开称颂王阳明,在贵州担任封疆大吏的陈敏尔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机会:虽然王阳明不是贵州人,却在贵州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哲学思想是在贵州放逐期间成形的,“阳明”这个比其原名王守仁更为人所知的称呼,也是来自于他在贵阳郊外隐居的“阳明洞”。于是,陈敏尔一声令下,贵阳及其周边迅速建起一个王阳明主题公园和一座展示其成就的博物馆,并把当年的那个小洞穴变成纪念王阳明的圣地。

针对这一现象,研究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学者张彦(Ian Denis Johnson)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报道中指出,为了解决中国在精神领域的不足,习近平对孔子和佛教大加赞赏,还领导了对曾经被宣告为迷信的传统宗教活动的复兴。然而,“一个威权主义国家信奉王阳明,连同他所强调的遵循个人内心的道德判断,是一件危险的事。”

中共对王阳明的评价,有过几次重大的翻覆和转折。毛泽东时代,尽管青年毛泽东对王阳明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毛时代总体上贬斥儒家,所以王阳明也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打入冷宫,各地有关王阳明的纪念物都遭到拆除和砸毁,毛并没有制止这些行为。

文革之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旅游业兴起之后,很多地方官员将王阳明当着摇钱树般的“历史文化遗产”,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王阳明得以重出江湖。但在此过程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纠葛,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让王阳明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地位,就如同对施琅的评价一样,如何“让历史爲现实服务”,当局可谓煞费苦心,却免不了自相矛盾。

其间,有一起很大的纷争出现了,这就是“六公祠”事件。二零零六年,南宁市政府计划在人民公园重建「六公祠」,以纪念狄青、余靖、孙沔、苏缄、王守仁和莽吉图等功臣。「六公祠」最早的时候叫做「三公亭」,是宋朝时为纪念狄青、孙沔和余靖等人平定叛贼而修建的。明朝重修时,将苏缄、王守仁入祠,改名为「五公祠」。清朝后期,又将莽吉图入祠,最终改为「六公祠」。广西壮学学会为重建「六公祠」事件而召开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认为,狄青、孙沔、余靖等人到广西和南宁是为了镇压侬智高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此期间屠杀了数以万计的起义军,其中绝大部分是壮族农民。另外,王阳明在广西期间,曾经组织镇压八寨农民起义和大藤峡起义,致使无数计的瑶族农民家破人亡。如果在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重建纪念狄青等人的「六公祠」的话,可能会伤害到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情感,所以建议有关部门慎重考虑,以免造成不良的后果。于是,重修“六公祠”计划暂缓。

十年之后,王阳明的境遇又是一番新的光景。习近平对王阳明的肯定堪称“一言九鼎”,其他杂音统统消音。各地大肆修建纪念王阳明的建筑,再没有人敢说三道四。而习近平对王阳明的推崇,显示了共产党在统治方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新的动向,值得加以分析和研究。

首先,习近平发现中共固有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经无法凝聚人心,便转而向中国两千年专制传统寻求资源。这种静悄悄的变化,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就开始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就出现了所谓的传统文化和国学热,当然不是民间自发的,而是官方煽动的。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更是以某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展开。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引用儒家经典的次数,远远超过引用马列原典,也远远超过其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习近平频频访问曲阜孔庙、北大国学院等具有象征性的地点,接见孔家后裔和研究儒家的学者,虽然没有像古代的皇帝那样举行封禅、封圣仪式,却也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他以此显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另一方面他也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而多元,共产党选择哪些部分“爲我所用”呢?王阳明的入选,最重要因素的当然不是其哲学思想,而是他对朝廷忠心耿耿,即便“今上”是昏君正德皇帝,他也无怨无悔为之服务。王阳明一举镇压了寜王的反叛之后,正德皇帝嫌不过瘾,想演出一台“御驾亲征”的大戏,最后在王阳明的劝阻之下,改为在北京午门外“献俘”,以此满足皇帝的虚荣心。这就是专制时代理想的君臣关系。习近平希望王阳明这样的大臣成为所有中共高官之楷模。

其次,习近平对王阳明的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阳明镇压边疆“蛮夷”民族的“功绩”。王阳明在一系列针对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中,屠杀了畲族、瑶族、壮族(原称獞,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人口有一千五百多万人)数十万人。王阳明认为,不接受礼义教化,不存天理,就是禽兽,则“尽杀尔等而后可”。他从未将“蛮夷”当做人来看待(相比起来,马英九将台湾原住民当作人来看待,要“文明”多了。)这跟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理由是一样的——希特勒认为犹太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犹太人是病菌,是害虫,尽可消灭。只是明朝的王阳明缺乏现代的希特勒工业化的种族灭绝手段,所以屠杀的规模远不如希特勒。

习近平推举王阳明,是要借此鼓励任职于新疆和西藏等“帝国边缘地带”的官员们向王阳明学习,不要有妇人之仁,不要害怕挥起屠刀。对于共产党来说,杀人不是耻辱,而是荣耀,杀人才能如火,杀人才能高升。所以,习近平时代换上的西藏、新疆的统治者,越发凶残冷酷,他们强迫西藏、新疆的民众在家中悬挂习近平画像,以此显示他们已征服了藏人和维吾尔族的人心,他们的统治已固若金汤。

第三,习近平推崇王阳明,并非其首创。近代以来,中国及东亚的独裁者和军人都很推崇王阳明,如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孙文、蒋介石、毛泽东,以及新加坡的强人李光耀等人,都是王阳明的“铁杆粉丝”。以蒋介石而论,读王阳明、曾国藩著作之勤奋,超过了读孙文著作。蒋介石推动“新生活运动”,背后的思想理论很大部分来自于王阳明。日本学者深町英夫在《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一书中形容“蒋介石是神经质、洁癖症的领袖”,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很愿意各界同胞晓得我蒋介石是受父母、师长很严格的教出来的,一个很整齐、清洁的人。你们如果要爲国家来做一番事业,爲民族来争一口气,能做中华民国的革命领袖,就要学我蒋介石的整齐、清洁、勤劳、刻苦。现在中国只有我一个蒋介石,我希望从各位做起,将来能造成几千几万个蒋介石,能做革命领袖,爲国家、民族效力。”这段话颇有王阳明“我爲圣贤,人人皆可爲圣贤”思想之神髓。   

而习近平似乎也将自己当作圣贤,先自我神圣化,然后再掀起全党和全国的个人崇拜热潮。在中共十九大上确立一言堂和“历史地位”之后,这种“圣贤”式的、顾盼自雄的个人感觉,随着奴才们的吹捧而日益升级。在十九大会议期间,有高级将领发言称:“习主席顶天立地的历史担当托起伟大梦想,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引领前进方向,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令人心驰神往,翻天覆地的开新图强铸就巨变沧桑,感天动地的领袖情怀彰显大爱无疆。”这样充满“大词”的称颂,融合了儒家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的精髓,跟文革时代相差不远了。

余杰,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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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 王陽明是在南京獻俘,不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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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再者,現在的人熟悉王守仁是因為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一書,而裏面並沒有突出其忠於朝廷,而是突出心學的核心——致良知,一切違反此價值,必須被推倒。其人所有行為都係出於對百姓的保護,而不是朝廷。阻止明武宗進入江西,迫其在南京接受俘虜寧王也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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