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戰來臨與香港政治形態

隨着美國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國防戰略和特朗普首份國情咨文相繼出爐,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外交政策或特朗普主義(Trumpism)亦逐漸成形:中俄兩國被重點招呼自然不在話下,美國亦得以擺脫反恐戰的泥沼,回到大國爭霸道路上,總算是求仁得仁。儘管人們只傾向將特朗普與民粹主義畫上等號,但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外交政策實際上是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甚至是二戰後最大外交轉向,其重要性不可等閒視之。由此可知,美國此等外交轉向定必對香港政治帶來相當影響,筆者希望藉本文初步探討可能出現的變化。

「歷史終結論」正式終結

在國家安全戰略的導言中,一開始已道出該戰略為一種以實際結果而非意識形態為指導的原則性現實主義戰略(a strategy of principled realism),這無疑是對美國冷戰後一貫外交政策所作出的重大修正。這修正主要是基於兩大觀察與發現:(1)20年來那一種建基於與競爭對手(主要是中俄)接觸(engagement),並將其納入國際機構與全球商業體系,使她們成為良性的國家和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的前提的政策,其前提很大程度證實是錯誤的;(2)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是無法強加給別人的,也不是進步的必然結果。簡單而言,這兩點觀察可說是美國對冷戰後人們趨之若鶩的「歷史終結論」的否定,同時反映美國在冷戰後以「歷史終結論」和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方針和戰略的破產。

美國既然認清了其措施非但未能改變中俄這些修正主義大國,反而被她們將計就計,一面利用現今國際秩序的好處,一面又削弱其原則,一步一步從體制內削弱這秩序,並且企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與利益相對立的世界,所以美國就不用再與中俄客氣。因而在國家國防戰略的導言中,明確指出長期戰略競爭再度出現(reemergence of 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ion),當中「長期戰略競爭」與「再度出現」明顯意指冷戰。由此可見,冷戰後特別是「9.11事件」後的中美「涼戰」(Cool War)至今已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場新冷戰。

冷戰體制及總體戰態勢

不過與上一次美蘇冷戰不同,美國清楚中俄這次是有備而來,很多手法與措施是專為反制美國而設。在這些手法面前美國亦承認現正使用的板斧有不少不足之處,難以與中俄抗衡。例如在國家安全戰略中便指出,美國的競爭對手愈來愈擅長在低於公開的軍事衝突的門檻下,及於國際法邊緣與美國過招——這些對手比美國更能靈活和快速地整合經濟、軍事,尤其是信息手段以達成其目的,同時懂得利用精密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以結合其行動。她們亦遠較美國及其盟友有耐心並懂得蓄積其戰略得益,因而大部分時候都能取得最大效果,卻不會引起美國直接軍事反應,並慢慢形成一個更有利的新戰略現狀。

所以美國意識到必須為這種競爭做好準備,並且指出自身一大戰略盲點或缺陷:美國往往以二元方式看待世界,即國家不是處於和平就是處於戰爭狀態,兩者只能有其一。但實際上新型競爭卻是一種不分和戰的持續不斷鬥爭,而美國這一觀念缺陷卻早被中俄所深諳:根據美國的經驗,重新掌握這些觀念與戰法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回復到一種冷戰體制及總體戰(total war)態勢,這樣美國才可重新掌握政治戰爭(political warfare)的觀念與法則。

因此無論在國家安全戰略或國家國防戰略中,美國均點名批評中國由地緣經濟到所謂的「銳實力」(sharp power)的一系列做法,指中國利用經濟上的利益與懲罰、「影響行動」(influence operation)與暗示性的軍事威脅,以勸誘其他國家跟從她的政治和安全議程。面對這種舉國性的長期戰略,及橫跨所有層面的國家力量(al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power),美國認識到只有聯合國家的所有機構,才有望如中國般施展出橫跨所有層面的國家力量。無論從格局或手段來看,一場新冷戰早已展開。

新冷戰的來臨意味着陣營之間必然是壁壘分明。以前香港在冷戰中屬西方陣營,現在在新冷戰中屬中國陣營,這是沒有選擇的,亦很難想像一個陣營會容忍自己的地方受到對手的侵擾與干涉。去年習近平訪港後,香港的政治氣候與發展與這種需要大致上脗合。

泛民歷史角色的終結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何港人和香港政界對新冷戰來臨好像渾然不覺。這當中一方面是由於香港政壇長期為意識形態所支配,不談意識形態改談現實主義可能誰也不會。更重要的是,現在回顧起來,奧巴馬時代其實是一個過渡階段:直至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前,西方國家還以為西方自由主義依然所向披靡,於是便出現了自由主義過度擴張(liberal overreach)問題,過度擴張得連自己後院起火都懵然不知。而在香港,隨着政改爭議日趨激烈,這種自由主義過度擴張現象在香港亦日益明顯,且不說外界多次有傳中共領導人之間存在重大矛盾,令無論是西方或香港民主派都乘機放手一搏,因此佔領運動可算是西方和香港民主派在香港的最後一個意識形態攻勢,之後便無以為繼。

另一方面美國在其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國防戰略中,明確指出美國不會將其生活方式和價值強加給別人。這種去意識形態化的轉向,很可能會成為香港政治的「遊戲顛覆者」(gamechanger),有望為香港帶來新的政治形態。其實早在佔領運動開始時,泛民瞬間被學生奪去運動領導權,已了解到泛民已是強弩之末;之後泛民便一直江河日下、進退失據,印證了上述自由主義過度擴張之說。而現在美國停止輸出其意識形態,改以現實主義作為其外交政策基礎,則令泛民的歷史角色有被終結之虞:西方自由主義退潮,美國政經體制及其價值的優勢與吸引力均大大褪色,今後泛民除了抓住中央與港府過失之外已沒有什麼可以憑藉,前景堪虞。

當然,隨着泛民的歷史角色有可能終結,事實上建制派一貫角色亦可能因而終結,或至少需要一個大轉變。目前港獨與自決派已被DQ(取消資格),被拒之議會門外,加上中間派再不存在,令一大班中間選民及放棄了建制和泛民的選民群龍無首,已形成一個巨大政治真空。不過建制派一日無法進出這個真空地帶,一日只會令這些選民在沒有選擇下重投泛民懷抱,變相在為泛民延續其政治生命。因此建制派有必要發展出相應的進步建制派,以進出該政治真空,吸納當中選民。

須懂得在欠選擇下尋找出路

正如在金融方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早已成為國家的一門利器,港人與香港是沒有選擇餘地的。所以即使是本土主義也好,亦應該專注於追求香港的獨特性與多元性,而非以空泛的自決或港獨來應對當前狀况。事實上香港的問題可能是港人一直以來(以為自己)有着太多選擇:爭取民主不成就爭取港獨;港獨不成就爭取自決;不喜歡中國就喜歡西方;感到絕望就乾脆移民。從來沒有好好想過在沒有選擇之下如何制訂策略、如何為香港尋找最佳出路。可知道世界上絕大部分人是沒有這些「選擇」的。如今新冷戰降臨,各陣營壁壘分明,是時候考驗港人在欠缺選擇與退路的情况下如何現實地籌劃自己與香港的未來,令香港可走出一片天。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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