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历史站点,我们可以期许什么?

 

【吴思,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历史学者,作家, 前《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血酬定律》等。本文为作者2018年1月9日在2018“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我说三点。先勾勒位置地图,再说期许。

第一,历史的走势图

前些天给一个老人过生日,他85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分了三个阶段。1949年之前是一个阶段,他有两个梦想,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加美国式的民主。第二个阶段是毛泽东时代,他用两个字概括:“恐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三个阶段是邓小平时代,他也用两个字概括:“腐败”。

我听了有点愣神,改革开放那么大的成就,用“腐败”二字就能概括吗?他解释了一句: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

顺着这个思路说,腐败到底是什么交易?毛泽东时代的专政和阶级斗争,基调就是暴力和强制。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让步,向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让步。但是,很多手握大权的官员未必愿意让步,于是就有资本等民间力量掏钱赎买,造成改革开放的利益共同体。腐败,大体是民间对官方的暴力强制的私下赎买,这是新增利益的私下分配机制。由此看来,腐败就有了两面性。

顺着这个思路,我想到描绘股票走势的波浪图。以民众的自由权利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改革开放40年,大概可以数出四大浪。

第一浪上升: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大约走了十年,波动上升到了1989年,民众的自由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第二浪调整:从1989年调到1992年,回调了三年,可以看作一次小幅调整,时间长度不到上升浪的30%。在此期间,管制加强,民众自由减少。

第三浪上升,而且是持续20年的主升浪,从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开始,波动上升到2012年,市场经济大发展,中国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人们觉得改革开放不错,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可以“端起碗来吃肉”;另一方面,腐败了,两极分化了,分化得很不公平,又难免“放下筷子骂娘”。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自由,就没有经济的发展繁荣。不赎买,又没有那么多的自由。

人们对富裕和腐败的感觉是有变化的。经济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物质满足,边际收益递减,大家有点钱了,对钱就不那么重视了。而腐败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惊人,由此造成的不满,由此导致的不平等,让人们觉得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觉得难以忍受,边际成本递增,仇官、仇富情绪遍及全国。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反腐败的民意基础和历史意义,还可以看出,在自由和强制之间做调整,回调的历史分寸并不难辨别,不跌破底线即可。

第四浪调整:2012年之后,以大规模反腐为标志,又出现了一次回调。回调已持续了五年,尚未达到第二浪30%的时间长度,但各种管制全面加强,经济自由度徘徊不前,民营企业人心惶惶。

这次回调,到目前为止,还没跌破支撑线,最主要是经济改革方面的东西,整体上并没有明显倒退。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回调幅度很大,很明显,很多毛泽东时代的东西再次浮现,超过了邓小平设定的边界。

我估计,四浪回调的幅度不会太深。和股市一样,回调幅度并不是少数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这次回调,冲到支撑线附近就止步了。比如说2016年和2017年,连续出台了一批保护民企或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文件,中央级的文件出了三个,部委一级的文件出了几十个。为什么?民营企业出走,民营企业家在国内投资的增长率急剧下降,一度出现负数。如此下去,经济上要出大事,政治稳定也会受影响,于是回调止步了——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回调。

这就是我对1978年至2018年这40年的历史走势图的大概想象。

第二,历史走势图起点站和终点站

改革开放的起点站叫什么名字?按照官方的说法,文革时代是极左时代,现在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这些表述方式大家都熟悉,我就不重复了。

按照西方学术界的说法,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属于“极权社会”,又译为全能社会,全权社会,这是高度一元化的社会。有人把华国锋时代称为后极权社会,也就是弱化的极权社会,性质差不多。

未来走向哪里?未来几年改革的阶段性终点在哪里?按照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的承诺,一方面要提高市场经济的纯度,另一方面要提高依法治国的水平。如果这两个目标实现了,社会就会近似于台湾或韩国转型前的样子,国际学术界称之为“威权社会”。威权社会是有限多元化的社会。

现在我们在哪儿呢?超越了毛泽东时代高度一元化的极权社会,但又没达到台湾和韩国转型前那种有限多元化的水平,我们处于极权社会和威权社会之间。仿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名,我就把这个位于转型半途的社会称为“半极权半威权社会”。

当然还有其他命名。有人把当代中国称为“新极权社会”,西方学术界还有人采用极权、后极权、威权、新威权等概念。有这么多不同的命名,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是正在形成的东西,出现未久,前无古人,还没到形成共识的时候。

总之,一浪起点是极权社会,未来几年可以看到的阶段性终点是威权社会。在极权和威权社会之间,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都属于半极权半威权社会,但是极权和威权的比重不同,也就是有限多元化的程度不同。

如果“十八大”的60项改革承诺大体兑现了,那就接近威权社会了,例如转型前的韩国和台湾,那时才会出现威权社会向民主法治社会的转型问题。当然,苏联和东欧那种极权或后极权社会,也可能直接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型,只是“百废待兴”,转型的质量通常不如威权社会高,威权社会是“五十废待兴”。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对历史走势图的几个位置的命名。换个说法,就是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现在到了什么地方,报几个站名。

第三,在这个历史站点,我们可以期许什么?

如果我们手里的股票今天是52块钱,通常不会期许下个月涨到100块钱。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概率很低。如果你的期许是54块钱,58块钱,该公司的基本状况最近也不错,那就有比较大的实现可能。我就在这个意义上谈我们可以期许什么。

国际学术界研究各国转型史,通常会从三个方面分析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其中政治又会从三权分立的角度拆成行政、立法和司法,总共五个方面。极权社会通常是意识形态主导的,特别讲思想、讲政治。研究威权社会转型不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不大,研究半极权社会则必须关注。于是应该关注的领域就从五个增加为六个。我就在这六个领域谈对于中国社会的期许。

行政领域。行政方面最近几年来的突出成绩就是反腐。我的期许是,反腐再往前走一步,建立制度化的反腐机制。比如说官员公布个人财产。未来几年是不是有这个可能,由某个领导人带头公布?以上率下,随后要求各级官员公布?如果很自信,走出这一步应该是可能的,这是我的一个期许。

行政方面的另一个期许是,既然有很多官员怠工怠政,不好好干活,我希望发展出一套行政方面严格规范的考核制度,将考核制度化,同时精简机构和官员,在行政方面进行一些基本的制度建设,以免像张居正改革那样人走茶凉。

我觉得这两个期许有点高,尤其是个人财产公布制度,顺着52块钱的比喻说,我的期许是60块。不过,发点狠,努努力,也未必不可能。

司法领域。“十八大”做的承诺,比如说司法文书要在网上公开,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据说公开率能达到50%。我的期许是,能不能达到60-70%?如果不公开,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罚则?不公开的比例低到某个限度,责任人是否应该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公开化很好,但要补一个罚则,否则很容易落空。这就是我对司法方面的一点期许。

现在各大区基本都建立了巡回法庭,我的期许是,巡回法庭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现在的作用是20%,能不能提高到40%?我希望有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让巡回法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终形成一种提供公共服务的竞争机制,像几百年前的英国那样,王室巡回法庭与地方法院竞争,看谁能提供更多的公正。

立法领域。刚才说到了,约束权力要有罚则。我们有很多规定,包括比如说律师为当事人辩护,法官如果不采信律师的东西,必须逐条反驳。这个要求很好,但法官就是不反驳,不予采信还不讲理,你怎么办?能不能补一个罚则,如果法官没有能力逐条反驳,写不好司法文书,这个法官就要降级甚至下台?这是我在立法方面的一个期许。

另一个期许就是合宪性审查。2017年12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承诺,争取做到条条有回复。我希望他们尽快兑现承诺,让江平老师他们提出的合宪性审查申请,也就是审查北京市驱赶低端人口和拆除天际线是否合宪的申请,能够得到及时回复,最好还是公开回复。这是非常具体的期许。

以上是政治领域的三个方面:行政、司法和立法,下边谈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

经济领域。我查了一下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对于世界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的打分。满分为100分,我在2008年第一次关注这个评估,当年的最高分是香港,90分,最低分是朝鲜,3分。世界平均水平是62分,中国大陆是52.8分。

我昨天想查2017年的,还没出来,2月份才能发布。我查到的是2016年,中国大陆的自由经济度是52分。2009年,因为4万亿投进去,政府的作用扩大,只得了51分。2016年,我们比2009年进步了1分,比2008年退步了0.8分。

我的期待就是再往前走一步。2016年越南是54分,我们十年徘徊不进,能不能小进一步,达到越南的水平?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经济自由度的评估,第一项就是产权保护,第二项就是政府的规模和作用,下边还有各种生产要素能否自由流动等等。重庆“唱红打黑”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很多企业家尚未平反,还有顾雏军之类涉及民营企业家的案子,只要做好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就能够使产权保护水平提高一截,分数就能涨高一点。

能提高得分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是给企业降税,让企业掌握的资金更多一点,政府少拿一点,政府干预市场的资源减少一点。美国已经降税了,中国政府能不能顺势而为,把增值税从17%降到16%?降一个百分点就行。

土地问题、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问题,国有企业的特权问题,哪一项都可以提出一点期许,我就不一一展开了。

社会领域。我的期许不高,不继续打压公民社会就好。例如,让天则所正常运作,有一个稳定的办公场所,至少容许我们这个社会组织平安地度过2018年。

意识形态领域。我的期许也不高,回到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就好。现在红色话语越来越多,在高校里宣扬一些未必适合中国现状的理论,我希望能够向邓小平的政策靠拢。

这就是我对2018年中国的几点期许。在我看来,这几点期许的共同特征是双赢,决策者和民间双赢。至少是多数赢,长期赢。一方短期受损,必有两方长期受益,在正当性方面,短期受损者也会认账。

吴思,纵览中国,原载: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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