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共补一课:什么是资本主义

 

一, 敏感的彭定康

2017年香港前总督彭定康先生重访了香港。他敏锐地感到:“中共并不了解‘一国两制’的真意。”以为北京正在扼杀香港对民主的渴望与诉求。他说:“全世界都在看北京有否遵守对香港及国际社会的承诺。”

其实,外媒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德媒:北京方面更愿意强调“一国”,而不是“两制”。中共骨子里隐藏的与显露出的过去与现在都是主权高于人权。

彭定康:即使香港人有香港公民的认同感不等于变得“较不中国人”。(按:彭的这个观点是比较委婉地间接地批驳了中共的“爱港爱国”论。中共在提出香港特首条件时说必须“爱港爱国”。“爱港爱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香港在“一国”之内,香港人就是中国人。爱香港也就是爱中国。香港人有“香港公民的认同感”,他不会变得“较不中国人”。按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54小节的说法,并非要做出今惊天动地的壮举才是爱国,“爱国心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香港人爱浅水湾的波涛,爱维多利亚湾的灯光,一个保洁工打扫洁净了香港的街道,一个香港教师干好了本职的教务,他就是爱港了,也就爱国了。但中共提出的“爱港爱国”却隐藏着一个陷阱:爱党才是爱国,这样的“爱国”才是“爱港。”中共并没有在法律上界限分明地指出何谓爱港,何谓爱国?中共的爱港爱国只是中共有关领导人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你爱香港,你不爱香港也是爱香港;我觉得你不爱香港,你爱香港也是不爱香港。爱国亦然。)

二, 中共眼中的资本主义及历史的与现实的资本主义。

中共政权自建立以来,一直是把资本主义污名化了的。中共执著地宣扬资本主义是腐朽的、罪恶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家是罪恶的资本家(按:这与宣扬地主只有恶霸地主一型同样。故而我们才伪造刘文彩的水牢,杜撰周剥皮半夜鸡叫)。全然不用历史的眼光与辩证的眼光看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一直以自己是共产党人自傲。党章中也说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他们竟然忽视了《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256)

另外,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彻底摧毁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残余,高扬了人权与法治。几千年来正是由于中国没有走到资本主义这一步才使直到如今封建残余意识还在中国现存的土壤中映射着老旧的余光。外国遇事请请律师,中国遇事找关系、托人情。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商业不能并存遑论产生资本主义。”还说,这是“血缘关系对经济的桎梏”(《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4月北京第版P169)。我们不是唱了几十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现在我们该唱:没有资本主义,共产党也许还在艰难、崩溃的边缘挣扎呢!也许布票、粮票还是普通中国人的生命票。有人说正是资本主义救了中国共产党。可是,过去在中国一连串运动中,都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讨伐、打倒、诛灭自己权力障碍者的口实。要打倒专家教授则说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夺权则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其实质(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就一直处在各种旧的、落后的、封闭的、封建的传统余留之中,包括意识、法规、管理模式,甚而至于生产。——按:单举法律而言,我们虽然制定了这法那法,但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无法强制实行的法律必沦为死法律”,(《现代中国的历程》P169)你听夏洛克怎么说:“我已经指着我们的圣安息日起誓,一定要照约执行处罚,要是殿下不准许我的请求那就是蔑视宪章,我要到京城里去上告,要求撤销贵帮的特权。”(《莎士比亚全集》三P71)夏洛克只要一磅肉,不要三千块钱。尽管残忍,但这就是法律,活的法律,硬的法律。可叹!中国就没有。是硬执行,软执行或不执行,就看党委书记一句话。又说我们“沦为死法律”的法律,你要是不信,你就去试试看。《宪法》第35条规定了言论自由,但也许你还没把话说完就有煽动、颠覆国家罪的传票送到你手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讲的要打倒资本主义什么什么,真可说是现代版的《天方夜谭》。我们还没见到资本主义的影子,却让一大批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去承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罪名。表面上看这些打手或理论炮制者似乎都在共产主义红旗的裹挟之下,他们信服共产主义,狠斗一个“私”字,但其实质他们顶礼膜拜的却是如马克思所言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粗陋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顶点……(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抽象否定(按: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否定不了。正如今日的反美斗士,一旦腰包鼓了就往美国移民。美其名曰:反美是工作,移民是生活。),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P118)只在“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选》第1卷P11)的流氓无产者本来就没有私有财产,他只有私有财产的占有欲,当然“决不是真正的占有”。他们的“斗私”也只能流于空谈。所以我们当年的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五花八门也只能落入幌子的幌子中。这也符合《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封建社会主义”的特征:“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274)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会全然不见呢?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恐怕是一个空洞的形式罢了!

一方面,我们在没有资本主义的地方(至改革开放前)找资本主义(按:如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所言:“斯大林甚至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找到了’不断出生的资本家”)另方面当我们真正面对我们所许诺的允许“两制”中的五十年不变的“资本主义”时却惶惶不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1年9,4日通过)第5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第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但2014年6月中共关于香港的“白皮书”却说“高度自治的限度不是完全自治”—— 这就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了。“高度自治”就是最大的自治,难道还有中度自治、低度自治的说法。不仅如此。“白皮书”又冒出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的说辞,这不仅明目张胆地践踏“基本法”而且还重重地扇了“一国两制”的耳光。

这可归结为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法制。香港近百年来受英国法制的熏染,依法行事已成为香港人的一种惯常素养。(按:现在你到香港观光,几天也听不到一声汽车喇叭声。香港没有交警,但行车秩序井然;香港没有城管,但市面却严整不乱;香港社会有各种意识形态,同一地点这边在宣传法轮功,说中共如何如何不人道、卖国,那边在说不要相信邪教,李洪志是通缉犯···但各自都尊重对方的言论自由,没有争吵。反观大陆,就发生过两家宣传凉茶的互相斗殴之事。)“在英国法治首先意味着普通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受强权影响,排斥政府内的随意性和特权。”(《南方周末》2014年11,27C20“大参考”:艾伦·麦克法兰《法制为何重要》。)艾伦还说道:“法治支撑着公民的信心和自由,使他们效忠国家。它让人们感到是他们在控制自己的命运并能够自由行动,法治是民主的基础。”这些观念都影响着一个自由繁荣的香港。“基本法”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及五十年不变“资本主义制度”都限制了“强权影响”和“随意性和特权”发生(按:中共后来却发生了人大释权)。怎么,在这么明显的问题上,中共又犯糊涂了。

香港是一个规整的法治的经济区域。2017年香港经济自由指数高居全球第一,大陆排名为第112。

诚然,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中有罪恶(特别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列举了众多的工厂调查员报告及其它的社会调查数据已作过无情揭露:大量使用童工、粗劣的饭食,恶劣的工作环境及践踏人权等等。最著名的概括当指“资本一来到世间就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本P839)。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说“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在没有别的前途了”(该书P51)。“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此时以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同前书P37)。但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恩格斯在德文本第2版序言中说“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大部已成过去”(该书P18),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使用的“狡诈的诡计在大市场上已经吃不开了”。因为市场竞争,时间就是金钱,“在商业上的诚实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大工业从外表上看来已更符合道德要求……事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这些可伶的榨取金钱的手段”(该书P18、19)。

可叹!已经步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中国还出现了血汗工厂、黑砖窑那样骇人听闻践踏人权的黑地狱景观。而且我们挖出的煤在世界却一直享有“带血的煤”美称。我们的煤产量占世界的30﹪,但矿难死亡人数却占到80﹪。这是亚洲政治缺限带来的弊端,因为在这里人权人的生命还没提高到显要的位置。

中共以前常挂在嘴边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现在已听不到了。可是,我们还能从现在仍在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大卷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心态。这就是马克思1852年5月3日给魏德迈的信。《选集》(四)只选了7行,突出的是“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但原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中占了6页。“选集”删掉了一些重要的论述,比如“这个专政(按:指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度”,“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 卷P509)马克思并未说资本主义制度已到了垂死阶段。他说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按:就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言——“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歌德《浮士德》中说。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一切社会制度到目前为止,没有哪种制度不是处在发展变化不断完善之中)。如果“选集”不删除这些,也许在那个年代我们就会少呼几个“打倒!”“打倒!打倒!!”或许我们就会认同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观点。

另外,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解放出来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P297,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序言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看历史的脚步:“事实上,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发生了质变,弃资本主义糟粕,取社会主义精华——按:德国的法学家魏德士说现代资本主义所以还没垂死而且还有活力,是因为资本主义学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10条社会保障措施并且照着做了,这样就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祥见《炎黄春秋》2014年12月号)——已经演变成深具社会主义特征的资本主义(按:上世纪80 年代中国有学者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与此类似),而纯粹的社会主义中国厚积薄发,同样在高效率地恶补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曾经缺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大课”(〈美〉克里斯托夫·金:《美国,还是第一》,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12年1月第1版P065)但现今的中国当权者硬着头皮不承认现实,把中国的钱权资本主义抱残守缺地,美其名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大言不惭的说这是发展了又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美)罗佰特·赫克《超级资本主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2月第版)封底评介:“要创建一个民主公平的社会,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人都要在‘消费者、投资人、社会公民’三种角色中找到平衡,发挥公民的角色,积极以立法制定游戏规则,避免让经济发展超越界限影响到民主制度,这是唯一有建设性的解决之道。”这比我们提出的空洞飘缈的“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什么什么实在。难怪“美国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全世界的典范,也成了区别与苏联和东欧的另一种历史性选择”(该书序言·悖论P4)。

如果中共能面对历史,也面对现实,就该正视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再对十四亿中国人打哑谜,也还给香港人一个公道。

杨十郎,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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