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安佐認罪協商是必然嗎?

吳景欽 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藝人狄鶯之子孫安佐在美國賓州涉嫌恐怖威脅,遭當地警察逮捕。而從目前的跡象顯示,似會朝向認罪協商,以盡速了結此事。只是認罪協商是否必然,卻又與美國司法的結構息息相關。

依據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刑事被告雖有受陪審團及迅速審判的權利,但因開啟陪審程序須耗費極大的司法資源,故在檢察官起訴後,被告若為有罪或不抗爭的答辯,法官即進入量刑程序,只有在無罪答辯時,才會進入陪審程序。至於進入陪審程序的案件比率相當低,不會超過百分之五,顯示在美國,大部分的案件都會以認罪為終。

而被告會有罪答辯,必是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商。至於被告的動機,原因很簡單,就是想盡速終結案件,以免進入繁複的陪審程序,尤其於遭羈押的場合,為了獲得自由,更易與檢察官達成協議。故於此等情境,有無可能造成,無辜者為了避免遭判有罪,或犯重罪者為了獲取較輕刑罰,致在違背真實與非自由意志下,致與檢方妥協呢?

是否重罪陷入模糊

為了避免如此的弊端,對於認罪協商的有效性,法院也非全無置喙之餘地。如認罪協商須基於被告的自願性,而非受到檢察官,以其地位優勢為強暴、脅迫而來。同時,為了防止被告在盲目下認罪,既要求被告須有律師協助,檢察官也應清楚告知,認罪等同放棄陪審團審理的憲法權利。故對被告的有罪答辯,若發現協商內容嚴重偏離事實,或有違被告意願,甚或是在不平等的基礎上達成,法院有權加以否決。惟此種否定,畢竟是例外,雖不能說聊備一格,卻也不常被使用,故認罪協商遭濫用的問題,就一直存在。

以涉嫌恐怖威脅罪來說,於美國現今的反恐與反槍的氣氛下,無論是否為玩笑,執法機關都不可能等閒視之。尤其,若查有槍械、子彈等證據,到底僅是恐怖威脅,抑或已進入意圖謀殺(Attempted murder)的重罪(Felony)領域,就陷入模糊,也讓檢察官握有極大的籌碼。

也因此,為了免於檢方以重罪起訴,再加以陪審程序於時間與結果的不確定性,孫安佐選擇認罪,並於法庭上為有罪答辯的可能性就較高。甚至若法院考量被告為外國人,而以服社會勞動或繳交罰金來替代監禁,並立即驅逐出境及限令數年內不得入美,也有不小的空間,也是辯護律師最想達成的協商結果。

由於孫安佐的行為,於台灣,頂多涉及《刑法》第151條,法定刑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恐嚇公安罪,致不符合《刑法》第7條,即須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域外犯罪處罰之要件,故其回國,亦不會有後續的訴追,此案也就告一段落。只是一句玩笑話,卻帶來進入美國的限制,甚至被標籤,這門法治課的代價,實在太高。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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