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代「段友」的政治出場與中國政治進步的希望



梁京

對於許多致力推動中國政治民主的人來說,最近因當局關閉「內涵段子」社交軟件而引發的「段友」抗爭事件,是一個巨大的驚喜。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自認熟知中國政治的人,對這一事件的發生感到驚訝?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檢討的問題。自習近平上台,尤其是在他「修憲」之後,一種悲觀甚至是絕望的氣氛,彌漫在渴望民主的知識人群中,尤其是彌漫在那些原來認為中共會很快垮台的知識人群中。

悲觀的理由之一,是看不到習近平有「迷途知返」的可能,雖然還有人繼續堅持,等習完成集權,他就會展示出善良正直的一面而「黨主立憲」。隨著習的表演越來越充分,這種鄉願也就越來越難以自欺欺人。

最近,百歲老人李銳拒絕對習近平提出最後忠告,因為他也非常清醒地看到,任何善意的忠告都是習不可能做到的。悲觀的另一重要理由,就是看不到中國有推動政治進步的社會力量在成長,在悲觀者眼中,中國的新生代對政治不感興趣,更不關心老一代知識人熱衷的政治理想和理論,千禧代是「娛樂致死」的一代。結果是,一些原來對中共必垮,民主必勝有信心的知識人,轉向所謂「文化保守主義」,且越來越相信,專制政治的文化基因遺傳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

那麼,「段友」們的抗爭帶來的「驚喜」,是否給對中國政治進步悲觀的人,帶來任何轉為樂觀的理由?

說實話,我的第一反應是不敢太樂觀。首先是因為我對「段友」非常不了解。我的一個猜測,就是「段友」的核心成分,是「城裡人」的後代,或是新富階層的後代,他們能不能頂住中共的高壓迫害,尤其是能否頂住各種流氓政治手段,包括對家人的連坐和職業機會的威脅,可能是一個問題。

顧慮的另一理由,就是中國仍是「農民兒子」佔據多數的國家。近二十年的高速城市化,雖然把整代「農民的兒子」驅趕進城,但他們的價值觀與城裡人還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等級身份」制度,對農民兒子保留了系統的歧視,迫使他們為提升社會地位而惡性競爭,很容易被統治者利用來打壓以「城裡人的兒子」為主體的「段友」。日本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化,有與這個因素有關。

當然,今日中國和世界,畢竟與上世紀大不相同。問題是我們有沒有並非基於「鄉願」,而是基於有歷史和經驗根據的新「理論」,來支持對中國政治進步的樂觀呢?

感謝任劍濤對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的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一書的精彩書評,讓我對千禧代政治出場的重大意義,有了深一層的理解。我並不知道「段友」們在多大程度上跨越了城鄉對立的邊界,但非常明顯的是,千禧代的「段友」網絡是一個超越血緣關係、因而是開放的社會網絡,他們對自由的理解並非基於西方經驗産生的政治理論,而是基於自身對自由的體驗,是基於這種體驗基礎上的共同情感。

正如福山指出的,政治秩序演進主要不是依據理性,而是情感。中共當權者正借助復辟「血統論」來強化專制,這就令千禧代成爲當權者史無前例面對的對手。中共權貴仍在大量把子女和財産轉移海外這個事實也清楚地表明,他們自己對專制的前景,其實並不抱希望。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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