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家天下”升级版——从“族天下”到“党天下”

 

根据前辈史家的论述,中国历史上有三种统治形态:一家一姓的传统王朝政权,史称“家天下”;蒙元和满清两朝创立的部族政权,又称“族天下”;近代以来由政治集团开创并长期据有的政权,则称为“党天下”。本文要讨论的是:这三种政权形式所共有的王朝特征,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段中的并存与相互转化。

一、“家天下”:血缘家族内部权力世袭

王位血缘继承,是世界历史上的多数王朝采取的传位制度。中国历代王朝的“家天下”是私有制的产物,事实上是将“天下”视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

中国宗法等级的继承制度,早期表现为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到商代中后期才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立嗣以嫡,无嫡立长”,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核心,成为社会权力、权利和财产转移的基本法。嫡长子是当然的合法祭祀继承人。嫡长子缺位时,须立嫡以传承祭祀。祭祀继承人选定顺位的范围一般是:嫡长子、嫡长孙、嫡子同母弟、庶子、嫡孙同母弟、庶孙,必须依此顺序立嫡,以传承香火。

“家天下”的王位世袭,与宗社祭祀的传承一致,王位必须在同姓一家的血缘家族内部,由男性直系血亲根据尊卑长幼亲疏的顺序继承。汉高祖诛灭异姓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诛杀开国功臣,都是为了防止“家天下”落入异姓之手。古代宫廷还建立了宦官制度,将服侍内廷的男性系数阉割,以保持血缘纯正。但血缘家族的内部权力结构,仍受到无性和有性的干扰,出现了宦官(无性人)弄权和外戚(姻亲)专权的弊端;母后“垂帘听政”也是一种特例,女主武则天称帝,则是特例中的特例。

嫡长子未必能够顺利即位,围绕王位的传承、把持与争夺,历代王朝都出现了与嫡长继承制度相悖的情况。例如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是同姓王争位;王莽篡汉,曹丕、司马炎称帝,赵匡胤“黄袍加身”,系外戚权臣以“禅让”旗号逼宫篡位;唐“玄武门之变”、宋“烛影斧声”、明“承天门之变”及清“九子夺嫡”等,则是兄弟争权的故事。

二、“族天下”:部族政权内部权力世袭

中国历史上,除了“家天下”这种血缘家族内部的权力世袭制度外,还出现了由部族或少数民族内部共享权力的世袭制度,被称为“部族政权”或“族天下”。其权力核心为本族的菁英,通过侵略、联姻向外扩张,取得其他民族的土地与人口。扩张到一定规模,即模仿汉族建立王朝,由开国的部落领袖掌握军政权力,其家族成为王族或贵族。历史上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就是部族政权。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提出,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是贵族政权和军人政权。从汉到明“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即士人政权;士人“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

士人政权是中国儒家政治制度设计的典范,既可制衡君主的权力,又可防范世袭权贵干政乃至异姓夺权。而蒙元和满清建立的部族政权,则是权力由某一个部族掌握的“异族政权”。蒙古人或满洲人是这种政权中的特权团体。部族政权及其“立贤不立长” (或最强者胜出)的传位方式,是对汉族王朝传统的颠覆。

钱先生指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部族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余英时先生将部族政权称为“族天下”,他指出异族入主的“族天下”,即日本和西方学者所称之“征服王朝”,“天下”属于整个“族”,而不是属于某一“家”。(《家天下、族天下、党天下》,《明報月刊》1998 年2月号)

三、“党天下”:政治集团内部权力世袭

余英时先生在上述文章中,首次比较了三种“天下”的异同,指出:“像‘族天下’王朝一样,‘党天下’也有一个确定的统治集团,而党组织的严密更远非传统的族组织所能比拟。”他认为“党天下”在结构上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国、共两党都是以列宁、斯大林的党组织为原型建立起。“党天下”的政权扬弃了王朝形式,但在精神上“党天下”并没有完全摆脱掉王朝的若干主要特征。

2008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余先生在史论《戊戌变法今读》中,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解读“族天下”,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这个解读与“一党专政”仅一字之差。

2013年,余先生在《当今中国党天下》的访谈中进一步分析:“到了民国以后,从国民党统一到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变成党的天下,国民党的党天下是无效的,因为它这个党没有能够把所有财产集中在手上,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到了共产党时代,党的天下才完整。”

余先生对国共两党成败的观察很独到:只有打着“公有制”的旗号,将全社会的资源和财产最大限度地集中控制,才能建立真正的“党天下”。他关于“党天下”扬弃王朝形式、精神上保留王朝特征的表述十分精彩。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三个垄断”:即意识形态垄断、权力垄断和利益垄断,从“家天下”、“族天下”到“党天下”,都同时具备上述王朝特征。

更早觉察到“党天下”之王朝特征的,是大陆“反右”运动的两位受难者。

1957年,储安平先生因“党天下”的发言而青史留名。他直指“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党天下”的说法非储先生原创,而是源于另一著名“右派”罗隆基。1930年2月,他在《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严厉批评国民党:“‘党在国上’的影响,尚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在重申“党领导一切”的今天,罗先生“党在国上”的政治预言,可谓入木三分。正如他所揭示的那样,无论“家天下”、“族天下”还是“党天下”,都是“打到了天下”。而中国王朝更迭主要特征,就是以暴易暴。

四、王朝基因:三种“天下”形态的并存与转化

草原民族建立的部族政权,其基本单位是血缘团体的军事组织,如满清的八旗制度,具有紧固团结内部、便于军事征伐的重要作用。努尔哈赤时代形成的贝勒、大臣、八旗固山额真共同议事的内部军事民主传统,逐渐向政治制度转化。这一传统在皇太极称帝后,正式确立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类似“党天下”时代的“集体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皇帝的权力。随着满清入关征服中原,皇权逐渐强化,康熙朝设立南书房,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功能开始虚化;雍正朝则创设更有实权的军机处,颇类今日之“小组治国”;至乾隆朝末年,议政王大臣会议正式消亡。

满清以不足十万的铁骑入主中原,时刻提防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表面上昭示“满汉一家”,以功名官禄羁縻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但满汉之间的心防始终存在。以种族为纽带的“族天下”,仍是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的权力基础,如同当下的近九千万中共党员,始终是红色政权的分母。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这一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戊戌变法今读》)

清朝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族天下”与“家天下”并存与转化的范例。在蒙古汗国的历史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北朝鲜劳动党孕育出金家王朝怪胎的历史,则将“党天下”与“家天下”的依存与变异,演绎得淋漓尽致。前苏联解体后,其中亚地区的一些原加盟共和国(历史上为游牧民族汗国),均出现了领导人及其执政团体长期把持权力的现象:宪法形同虚设,总统犹如部族酋长。

国体政体更迭变化,“王朝基因”时隐时现,“返祖现象”层出不穷。

五、“家天下”升级版:“族天下”和“党天下”

秦灭六国,江山一统。秦始皇尽收天下兵器,铸为铜人。自诩“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是“家天下”的思维,却没想到二世而亡。

满清以“弓马得天下”,担心满人汉化。顺治帝晓谕八旗:“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幸荷天庥,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误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居安思危。勿懈武功,谨防失去政权,这是“族天下”的警示。

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共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八九民运期间某元老宣称:“中共政权是牺牲了两千万人得来的,谁想要。拿两千万人头来换!”另一位大佬坦言:“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 “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这两段“自己人”的 “肺腑之言”,是对“党天下”最直白的诠释。

为防止失去政权,三种统治形态下的社会控制,一个比一个严密,“家天下”和“族天下”时代皇权不下县,给传统中国社会留有空间,行会和乡绅尚能在城乡自治中发挥作用;进入“党天下”时代,家族主义的社会细胞全部被党组织取代,民间社会一度被完全消灭。

“党天下”由于继承权不明晰,围绕“接班人”的权力斗争,也比“家天下”和“族天下”更为残酷。毛泽东因长子在朝鲜战争中身亡而绝嗣,后半生诛灭了两位接班人及众多开国元勋。毛晚年所信赖的,仅限于妻、侄及其党羽的小圈子,最终未能实现北韩式的“家天下”世袭。

毛泽东逝世后,教主式强人消失,政权重回“党天下”的初始状态,进入党国元老垂帘听政的“集体领导”时代。此后三十多年中,中共摒弃毛的阶级斗争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类似于晚清的洋务运动。经济的起飞,令中国走出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未走出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模式。红色权贵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特殊利益集团,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民间“五百家族统治中国”的口碑,甚至令人想起“族天下”的形态特征。

综上所述,“家天下”是血缘家族内部的权力世袭,“族天下”是少数民族内部的权力世袭,而“党天下”则是政治团体内部的权力世袭。按网络时代的流行说法,“家天下”是1.0版,“族天下”是2.0版,而“党天下”是3.0版。

六、思考: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无法成功?

上述三种“天下”的共同意识,是视江山社稷为流血牺牲赢来的战利品,即家族、部族或团体的私有财产,必须世世代代占据,让子子孙孙永远吸食“血酬”。

笔者在《改革的历史困境与成败周期》一文中(《明報月刊》2014年3月号),曾对世界各国的改革历史作出比较。中国自商鞅变法后一直实行秦政,“家天下”的祖宗之法和利益格局,决定了唐“永贞革新”、宋王安石变法以及明张居正改革未能成功,而“族天下”时代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两场改革,也因统治集团无法割舍既得利益,在最后关头组织“皇族内阁”而输给了革命。利益圈子太小或无法平衡各方利益,是历代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余英时先生指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戊戌变法今读》)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政治改革,随着对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镇压而中止。此后邓通过“南巡讲话”重启经济改革,但政改从此停摆。对于清末宪政改革中王朝倾覆、国民党行宪后失去大陆、苏共改革中政权垮台等历史经验,中共是从负面汲取教训,认定 “天下”是打出来,不是选出来的;政权一旦失去,必将永远失去;要保住政权,必须坚决抵制宪政,拒绝政党竞争及权力的和平让渡。

在膜拜“红色基因”血统,权力重新高度集中的今天,是否会出现“党天下”与“家天下”并存之局,姑且拭目以待。

章立凡,《明报月刊》2018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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