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可能亡于内部的弱点而非亡于外敌”

 

    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共和党人,曾五次代表亚利桑那州出任联邦参议员,1964年代表共和党参加大选,不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

    《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良知》出版于1960年,公开为保守主义原则辩护,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史上享有盛誉,为80年代的“里根革命”奠定了基础。

    本文译自该书第二节,原标题“权力的祸害”。

    Unetei Soyolt 译,马红邑 校

注:朋友们可能不熟悉戈德华特这个人,但或许听过他的一句名言,“在捍卫自由上走极端不是缺点,在追求正义上搞温和不是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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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安·艾奇逊(注:曾担任美国国务卿)在《民主党人眼中的民主党》一书中赞许地表示,罗斯福新政“将联邦政府设想成全体民众的代表,他们组织起来去做必须完成的事务”。一年之后,拉尔森先生(注: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职)写就《共和党人眼中的共和党》一书,对现代共和党人做出了类似的论断。拉尔森先生说,新共和党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如果一项任务是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而其他人又无法做到,那么这项任务就属于联邦政府职能的合理范畴”。

这样一来,两党著名的代言人都摒弃了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原则。他们二人都没有援引美国宪法,也没有进行任何定义政府合法职能的尝试。政府可以做任何需要做的事;请注意,这里暗含的必要假定是政府自身决定了何为必须完成的事务。我认为,我们一定不能低估这些论断的重要性。这些论断反映出,民主党的多数领袖和共和党颇有权势的少数领袖的见解,他们所提出的正是极权主义的首要原则:国家足以胜任所有事务,而它只受制于掌权者的意志。

这样的观念明显与美国宪法相悖,宪法首先是一份制约政府职能的文件,它现在的效力与它签署时并无差异。有人建议我们应更进一步,追问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为何要限制政府范围。保守主义者常被人诟病,说他们对宪法的理解过于僵化。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指责是对的:“这是美国的授权性文件;我们是美国的公民,”保守主义者说,“因此,我们从道义和法律上都该遵从这份文件”。这些都没错。但美国宪法对我们的效忠有着更加宽泛的要求。建国先贤们有理由秉持有限政府的原则;这一理由能够为宪政结构做辩护,即便是那些不看重自身公民身份的人。这个理由很简单,而且深植于保守主义哲学的核心。

纵观历史,政府总是扼杀个人自由的罪魁祸首。政府所代表的是某些人控制和约束其他人生活的权力。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述,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他叙述到,“绝对导致腐败”。

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未必会束缚自由:但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总是会束缚自由。合法的政府职能其实有益于自由。维护内部秩序,拒外敌于门外,保障公正,排除货物自由流通的障碍——行使这些权力使人们能够以最大化的自由追求他们的目标。但请注意,正是这个能达成可欲目标的工具也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结果——政府可能会限制自由,而非扩展自由。其次应注意,一旦任由政府权力的掌控者自行其是,这个“可能”就会变为“必然”。这是由于权力的腐蚀性作用,一种当人类拥有一定权力时,总是争取更多权力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最终使人获取所有权力——不管是集权于某一个人或一群人,这对于置身权力体系之外的人并无差别。

这就是历史的教训,而艾奇逊先生与拉尔森先生显然并不知晓:如果将那些执掌国家权力的人从任何外部制约中解脱出来,那么你就在这条通往绝对主义的大路上愈走愈远。

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研究者,也是其受害者:他们从活生生的个人经验中意识到,自由仰仗于对日益集中的单一权力进行有效制约。这正是美国宪法的精髓所在:一套针对天生朝着绝对主义方向扩张的政府进行制约的制度。我们都清楚地知晓这个制度的主要内容。第一条是将联邦政府的权力限制为具体的、授权的权力。第二条是第一条的推论,各州与人民需保留所有没有授权给联邦政府的权力。第三条便是将联邦权力严格地分配给三个独立分支。第四条则是禁止轻率地变更这个制度——也就是宪法第五条那些繁琐却明智的宪法修订程序。

那么制宪者创造的是一个民主政体吗?很难说,粗略地看,这个制度不但旨在防范某个暴君,同样反对多数暴政。先贤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私的煽动家所带来的威胁——后者会以经济利益的虚假许诺诱使大部分民众授予政府巨大的权力。因此,他们严禁这类的权力转移——首先,宣告某些特定行为实际上处于公共权力的自然合法边界之外;第二,通过将公共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之中,寄望于各权力机关维护各自的特权,从而有反抗其余权力机关侵蚀的天然动机。

但是先贤们并非预言家。他们了解,这些政府的规则,无论多么天才的安排也抵不过人性的缺陷,无论多么精心的设计也无法抵御权力的诱惑,没有什么能阻挡决意抛弃它们的人们。在上节的分析中,只有当民众有足够的决心维护它时,这个政府制度才可能成功。在制宪会议的尾声,一名妇人问本杰明·富兰克林:“你们给我们的是什么?”“一个共和国,”他说道:“如果你们可以守护它的话!”

我们并没有守护它。艾奇逊与拉尔森之类的人得逞了。制约的机制已经破损不堪。联邦政府已经大举侵入所有它认为需要自己服务的领域。各州政府不是被联邦政府先发制人地排除在它合法职能之外,就是只允许在联邦政府默许之下行事。联邦政府内,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早已极大地逾越了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力界限。而这些运作都没有通过宪法第五条所列出的修订程序。其结果便是造就了一个利维坦,一个与人民失去了联系的巨大国家权力,而且也脱离了他们的控制。这个权力的庞然大物只受限于那些身处最高位之人的意志。

衡量一个政府的权力有很多种方法:

其一是它财务经营的规模。联邦政府的开支现在已经接近每年一千亿美元(不到三十年前,只有三十五亿美元)。

其二是它活动的范围。最近,一项由芝加哥论坛报进行的研究指出,现如今联邦政府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地产管理者、租贷人、搬运工和运输业者、医护人员、放贷人、承保人、抵押经纪商、雇佣方、债务人、征税者与支出人”。

还有一项是人民的收入中政府为自身用途占用的比例:每年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通过税收形式被政府收取。

其三是政府对个人日常生活干预的程度。农场主可以种多少小麦需要政府告知。雇佣劳动者任由全国性工会领导摆布,联邦劳动立法直接导致了这些工会领导拥有巨大的权力。商人们被纷繁复杂的政府法规束缚手脚,经常受到来自政府的直接竞争。政府将工资中的百分之六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克扣出来,使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推迟到晚年方可使用他们本可今日享受的财富。政府对教育、医疗、保障体系制定标准也愈加频繁。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的国家政府如何从一个权力被大大限制的公仆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乎无限权力的主人?

某种程度上,我们被欺骗了。有时,我们将一些人和政党扶持上位,他们许诺会恢复有限政府,却在当选后继续扩大了政府活动。不过,我们不必自欺欺人。未兑现的承诺并不是我们问题的主要原因。那些兑现的承诺才是。大多时候,我们选举的人是那些提议要在这个或那个方面多支出一点,提出了新的福利计划,又或是想出各式的“保障”政策的人。我们上了钩,想着以后再去赢回自由、恢复我们的宪政。我们走了许多民主社会走过的老路,说服自己只要是“人民”在治理就会安然无恙,自由因此而失去了。

法国人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或许是当今最具洞察力的政治观察家, 19世纪30年代,他在访问这个国家时就看到了威胁。他当时就预见重视民主而非共和主义的社会将会衰败。他预测美国不会出现暴君,但是会产生“监护人”。美国人民“由于认为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监护人,从而对身处托管状态得到慰藉。每个人都任由自己被牵线所控制,因为在锁链的尽头,他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阶级,而是大多数人民”。

对权力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趋势,我深感忧虑。我们可能被武力或颠覆活动征服;也同样可能因漠视而失败——因无视美国宪法,并置有限政府的原则于不顾而失败。我担心,我们对华府集权的防范远不及对莫斯科攻势的防御。与之前的许多国家一样,我们可能亡于内部的弱点而非亡于外敌。

我坚信多数美国人如今想要扭转这种趋势。我认为人们对我们自由逐渐消失的担心是真实的。我认为,对政府无处不在的压抑感,人们的不安已经接近警戒线。但是,哀婉痛惜并不会扭转邪恶,千夫所指也不能缩减政府。

当我们将自己的事务托付给这些人的时候——他们认为作为公职人员的首要任务,是削减赋予他们的权力;当全国成百上千社区中的美国人决定选举那个誓将履行宪法并恢复共和政体之人的时候,这个转变将会到来。那个人将在竞选演讲中宣称:“我对政府改革或提高效率没有兴趣,因为我致力于缩减它的规模。我并不承诺增加福利,因为我打算扩大自由。我的目标不是通过法案,而是废除法案。我的目的不在于启动新的项目,而是取消那些违反宪法的、未起到应有效果的、给人们施加了额外经济负担的项目。在我首先确定某项法案是否违宪之前,我不会试图发现是否‘需要’它。假如后面有人指责我忽视了选区的利益时,我会回答说,我获悉他们主要的利益是自由,而我正在竭尽全力维护它”。

作者:戈德华特,保守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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