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欲來風滿樓


戴耀廷在台灣發表了對香港和中國未來發展的一些言論,當中提及過「港獨」問題,招來一次史無前例的批鬥。從香港政府,到港澳辦、中聯辦,以至大陸幾個主要官方喉舌,及香港左派報章,連日嚴辭攻擊。建制派人士層層表態、聲色俱厲,不單有「依法查辦」的主張,更向港大當局施壓,意欲剝奪其教席。

戴耀廷作為佔中的策劃者,不見容於中共,一點不用奇怪;但把一向在香港被「本土派」視為「大中華膠」、被「港獨派」罵為「偽獨」一類的戴耀廷列為頭號「港獨分子」來批判,本來就是無中生有、荒誕絕倫,甚至是一場鬧劇。然而,在專制的政治底下,鬧劇往往是悲劇的前奏。

「右派」作為一種「罪」

事實上,戴耀廷被批並非一件孤立事件。觀乎人大常委譚耀宗在人大修憲期間挑起了喊叫「結束一黨專政」是否違憲的爭議,以及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最近指摘「反對共產黨領導的人就是對港人犯罪」的言論,尖銳地突出了在共產黨的統治底下,到底「什麼是可以講,什麼是不可以講」的問題,令不少人視為這是文革在香港的預演。

雖然以文革的暴烈來比喻這股來勢洶洶的政治變化不無道理,但卻無法準確掌握中共威權主義極左政治的發展邏輯。真正適合用來理解這次批鬥戴耀廷事件的,其實是比文革更早發生的反右運動——因為反右運動的焦點正是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和言論自由。

曾經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郭羅基認為,反右運動的歷史意義,在於中共從1957年開始確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種「罪行」。儘管中國當時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但是在反右運動之後,言論自由只能講「正確」的革命言論,不能發表錯誤的意見,因為發表「錯誤」意見的後果,就是被劃為「右派」。「右派」作為一種「罪」,但卻完全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罪:獲罪者不用經過司法程序,沒有申訴和抗辯的程序公義保護;「證據」是公開或私下發表過的言論,甚至朋友之間的交談、書信,誰與誰有過什麼關係,結成怎樣的社交網絡。這是富有中國特色、屬於皇朝暴政時代的文字獄。

在反右運動期間,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訂出了六大劃定「右派」的標準,包括:(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2)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3)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4)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5)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6)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只要你符合這6項中任何一項,不管是意見、行動,有沒有帶來「即時危險」,立即會被戴上「右派」的帽子。《通知》還規定誰會被視為「極右分子」:(1)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2)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3)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4)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這幾項標準說明,「右派分子」之中「罪孽」被視為最深重的,其實就是「意見領袖」。

戴耀廷被批 確立新秩序的序幕

筆者不厭其煩羅列上述文件的細節,一是想大家留意,中共眼中一貫都有一套劃出不能容忍的政治敵人(亦即「右派」)的標準;二是這套標準首要用來針對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是言論與意見的源頭;三是這套標準其實沒有過時,今天只要輕微修改,完全可以用來劃定修憲後新秩序的政治敵人;四是這套「反右」標準正在以「香港人也必須擁護憲法」的名義,漸漸被引進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戴耀廷的被高調批鬥,其實只是確立這套新秩序的一個序幕。

反右運動要建立一種不是一般法律意義底下的「罪名」,當然公然違反了憲法中公民擁有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權利,但中共依從的是高於憲法和法律的政治鬥爭邏輯,分清敵我。今日,中共揚言「依憲治國」,不過前提是先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重新按「天命授權」的意理寫進憲法條文,尊奉為法律之上的「根本大法」,其實質就是要把政治鬥爭邏輯凌駕憲政與法律的現狀永恆化,與真正「憲政」背道而馳。

「右派分子」作為政治罪名,要害在於它是一種方便社會排斥的標籤,把政見不同者妖魔化為「牛鬼蛇神」,使人有理難辯,鼓動群眾戲謔這些社會異類,參加當權者導演的「革命狂歡節」。也曾被劃「右派」的作家朱正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中的文章說「這個運動是以徹底摧毁知識分子的自尊心和正義感為目標,使之產生一種原罪感和負罪感」,進而使他們沉默,再而分化之,以便施行「思想改造」。

「反右」的先聲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已經展露,毛澤東把他打擊像胡風這些知識分子的目的說得很明白,就是「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並且實行「輿論一律」,讓他們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的怕捱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

在中共眼中,香港的頭號大事是「人心未回歸」,亦即思想未曾改造好,所欠的正好是一場像樣的「反右運動」。

(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羅永生,香港《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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