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国粹”怎样变成国货?

 

朱维铮,1936年生于江苏无锡。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2006年被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12年去世。主要著作有《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二集》《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微信旧梦录》(合著)及《中国经学十讲》等,主编有《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等。

“国学”的前提是什么?

我赞成讲国学,但现在讲的“国学”有很多矛盾。首先,“国学”怎样界定?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从来是非正式的历史概念,它不是一个国名。清末学者,如黄遵宪、梁启超等,就已在质疑了,说以前中国只有朝名没有国名,所以提出来要确定一个正式的国名。

“中国”的概念起于何时?学界有争论。比如同样用“二重证据法”,为这个词寻源,胡厚宣以为殷代必已有“中国”意义的称谓,于省吾认为起源于周武王时期。然而相信古文献必有依据的人,如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还是坚持“中国”称名更早,始于夏朝。

人所共知,征服殷朝的周人,自称华夏。华就是花的意思,周朝占领了相传是夏朝中心的河洛地区,凡是经周分封的诸侯国都自称是华夏。不过东周尚未灭亡,好辩的孟子已说相对于夏朝,殷是东夷之人,周是西夷之人,他们都是夷。一九三一年傅斯年作过一篇《夷夏东西说》,就显然根据孟子的说法,推论西夷周是如何自居为“中夏”,而把商朝贬为东夷的。这是篇很有名的文章,到现在还没有被推翻。台湾学者王尔敏也有篇文章讲晚清时候知识分子如何看“中国”这一概念。其实他们是引申一九七年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这篇文章提出“中国”并非只是相对于“四裔”的族名,而且也是“汉土”疆域的名称。

但涉及这一点,章太炎就陷入了一个非常狼狈的境地,虽然《中华民国解》提出了“中华民国”的国名,可是“中国”本来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概念,你把他固定下来,就是指秦汉以后“汉土”的疆域,说这就是中国,其他地方你都不算了?那些边疆民族建立的大小王朝的领土,你都不算了?作为同盟会鼓吹“排满革命”的号手,章太炎为了反清,把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统统都算作外夷,有时代意义,却是反历史的。

这也就是我们讲“国学”时必须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必须确定我们“国”的空间范围。当年谭其骧先生做《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就面临这个问题,以哪个“大一统”时代的疆域作为基准?他认为应当以康熙时清朝版图当作历史国的基准,因为康熙时代中央行政的力量一直伸到了比现在广得多的疆域,国土面积较诸沙俄等借军事侵略强占以后的晚清领土大得多,属于真正的统一帝国。但谭其骧先生的提议遭到反对。反对的一个理由,据说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一统,如果说是这样就缩短了中国历史,那是站不住脚的。你去看欧洲,它的近代民族国家分化、组合的自然政治地图,直到十九世纪还在改绘。德国统一在晚清的同治末,美国立国也不过始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直到清亡以前才最终建构完成现在的联邦。比较起来,倘说中国大一统定型于康熙时代,时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岂能说晚?其实康熙时代的版图和元代中国相比已经缩小了。蒙元统治全国九十年,以后它和它的后裔鞑靼、瓦剌等,又在北中国与明朝长期周旋。明代中国史,可说是由明人、蒙古、回回和满洲等共同缔造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巨大而悠远的影响,迄今缺乏整合式研究。如果讲国学,要不要考虑到这段历史?

再有,现在不少人将国学解释为孔子和儒学,认为这就是国学的核心。如果你要去跟他理论,他就说是啊,我和你观点不一样。观点么,人人都可以发表,你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我仍然要坚持一条,你既然讲历史,既然讲古文献,你就该守点规矩,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我们国家现在五十六个民族,虽然少数民族人口没有汉族多,但他们分布的区域,用周恩来的话,就是占中国领土的百分之六十。很多民族或族群是不相信孔夫子的,比如回族、维吾尔族信伊斯兰教,西藏、蒙古信喇嘛教,还有信萨满教或万物有灵的。即便是汉族中间也有一部分保存自己的风俗,对孔子的一套并不真佩服,如闽、台、粤民众信妈祖就远过于信孔子。况且汉族本身就是一个混合体,有它自身形成的历史过程。

大致说来,现在的汉族不是汉朝人。“文革”以前史学界曾有五种课题的争论,叫作“五朵金花”,其中一朵就是“汉民族形成问题”。当然分歧非常之大,但有一点通过讨论变得比较清楚,就是形成时间,在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之间。南北朝时,特别是北朝的鲜卑人,分别胡汉,胡人一等,汉人二等,这样慢慢形成一个“汉人”的概念。

但是有的汉族中心论者,好说汉族与古华夏各族类一脉相承,那是非历史的谬说。秦人原是西戎,汉朝统治者是楚蛮,隋唐是我们中世纪中最辉煌的时代,特别是唐朝前期,可称是当时世界的大帝国,但是追究一下王室的血统就知道,虽然杨坚、李世民都声称自己是汉人,可他们的母亲和皇后分明都是鲜卑人的后裔,他们是胡汉混血儿,很多所谓汉晋儒学鼓吹的价值观,在唐人那里都没得到贯彻。在后来的孔孟之徒看来,唐朝宫廷相当混乱,儿子可以把父亲的妾立为皇后,还可以娶自己近亲的姐妹,这些在《礼记》里都规定是不允许的,所以朱熹说“唐人大有胡气”。也就是说,在汉宋经学家看来是非礼的,在不讲夷夏之辨的统治者的认识中则未必。但你能说它不是国学么?直到现在人们还在大讲炎汉盛唐,以它为荣。

而且在中世纪几度民族大迁徙以后,哪还有什么纯种的汉人。说孔子和儒教是国学核心的人,不妨看看山东孔家。山东是个大平原,便于北国骑马的民族驰骋,哪一个边疆族入侵后都在那里待下来,正如欧洲中世纪蛮族入侵罗马帝国造成的情形一样,血统混合,已非齐鲁族类旧貌。据说孔子后裔是中国最古老的家族,但多年前我仔细研究过孔家的系谱,发现自孔融被曹操灭门以后,所谓孔子嫡系的血统传承疑点极多,即如金宋二朝,南北二孔的血统真假,便混淆不清,以占地利的北孔来说,血统不是屡经中断么?不是已掺入满清皇族的基因么?这很值得如今起劲地续家族系谱的倡导者给出科学论证。

所以现在讲的“国学”,没有一个衡量尺度。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造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法和那些人讨论“观点”。但是你可以不承认有客观真理,却不能不面对由现状昭示的客观事实。如果讲“国学”,就必须先确定两个前提: 第一,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包括台湾在内,这是我们“国”的空间范围;第二,要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复合体,“国学”一定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怎么找一个共识统起来?最好就是尊重民族、信仰、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等的多元性,就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中国人。要讲“国学”,就非得讲这一条,而不能说国学的核心就是孔子和儒教。

历史上有没有不变的“儒学”?

八十年前周予同先生批判北洋军阀鼓吹“尊孔读经”,已将其称作“僵尸的出祟”。他没有料到,这个僵尸,在八十年后依然“伸出可怖的手爪”。这正是我在先生去世二十多年后,仍以为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仍有三版价值的缘由。

周先生反对混讲中世纪儒学,强调西汉中叶以后的经学非儒学,而且经学早有今古文区别。据此,我以为应该认知自汉至清统治学说的历史性,应该着眼于经学的时空连续性,并非时空同一性,因而研究中国经学,必须论从史出,不可以论带史乃至代史,如今之儒学或国学论者的非历史谬说。

中世纪经学的变异非常明白。武帝以后所有的皇帝,他们关心的是统治术,只要你给他提供所谓“君人南面之术”。这是中国经学传统的一个特色,就是“学随术变”。

仅就孔子在历代的称号来看,就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在汉晋间,周公是先圣,孔子是先师。到唐太宗时,把周公逐出国子学,将孔子升级为先圣,颜回做了先师。原因就是汉武帝死前托孤,画了周公负成王图赐给霍光,以后僭主如王莽、曹操、司马懿父子,直到杨坚、李渊,全都自命周公,唐太宗因此很警惕。而颜回是最听老师话的,庄子说他对孔子“亦步亦趋”,因此周孔之道就变成了孔颜之道。唐宋经学更新运动中,孟子升格,又由孔颜之道变成了孔孟之道,王安石变法是转捩点,最终由朱熹完成。到了明初,朱元璋连孔子“往圣”的地位都不能容忍了,只说是先师。孟子更不讨他喜欢,他命人将《孟子》删除八十多章,凡涉嫌冒犯君主独裁的词语全部删光,只因为他想与朱熹攀亲,所以勉强承认朱熹表彰的“亚圣”。可是直到晚明王阳明学派压倒钦定朱学,孔、曾、思、孟的“四书”系统,才由东南扩充到京师,累得满清入主中原以后,用了近百年才扭转意识形态领域内尊王抑朱的态势。

再有一例,就是明清关于忠与孝的解释。孝在晚明已被冲击得很厉害,嘉靖皇帝跟正德皇帝是堂兄弟,继位后,要认生父做本生帝,闹起“大礼议”,死了那么多人,他的孝悌在哪里?到了清朝,满蒙汉八旗无不严分主奴,乾隆干脆明确强调“移孝作忠”。

忠孝忠孝,本来是先讲父子之亲,然后讲君臣之义。乾隆把它颠倒过来,先讲君臣之义,再讲父子之亲。假若忠孝不能两全,可不可以为孝牺牲忠?明朝开始,关于“夺情”的争论就很凶,像张居正那样的权臣,因为没有回家服丧,都被时人攻击。这个问题,在清朝找到了解决方式。康熙时重用李光地,李母去世后他不回去守孝,康熙想了一个办法,表面上是惩罚,命令李光地服丧九个月,但不许回乡,就住在北京。这已是在调和忠与孝的矛盾,要求大臣先要服务于君主。到了乾隆,干脆宣布“移孝作忠”,指示忠孝不能两全,第一位的是忠。

经学“学随术变”,“术”的历史变化非常复杂。自秦至清,所谓大一统,除了蒙元、满清两帝国以外,没有一个中央王朝的统治空间覆盖民国初年曾拥有的全部疆域。除元、清的军事征服外,任何王朝的统治术再高明,也仅能吸引域外诸国朝贡,却不能认藩国为疆土,但你如果讲变化,就不能把它们撇开。比如你要讲北朝的经学,你能撇开鲜卑族那套东西吗?同时代中国宋朝,最多时分裂成了六个国家。疆域的狭小影响到了士人的眼界,比如朱熹的见解狭隘,原因就是他从来就是缩在东南一块。一个人的活动范围,与他的眼界、他的思路、他的看问题的方法有莫大的关系,似当值得史家注意。

“国学”、“国粹”怎样变成国货?

一九年以前中国没有“国学”一说,只有跟西学相对的中学,跟新学相对的旧学。“国学”和“国粹”的概念来自日本。

一九二年吴汝纶被清廷内定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任前到日本考察教育。他在日本三个月,把听过的演说,把会见的人物和许多“笔谈”记录,整理成《东游丛录》。书中记有日本教育家古城贞吉的赠言,劝告中国人不要放弃经史百家学问,因为欧西诸国学堂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国学”。这是我看到的在中国人公开出版物中最早提到“国学”一词,指各国本国之学,是个泛称,不是专指中国的。

“国学”一词为中国人所用也是在一九二年,出现在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当时梁启超与章太炎想办《国学报》,将筹划纲目寄给在梅州的黄遵宪,希望他一起编辑。章、梁在日本策划此事的经过与纲目内容,均不详,仅见于黄遵宪这封反对办《国学报》、反对在中国提倡国粹的长信。

他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中日情况不一样。日本人自己的旧东西太少,没有“日本学”,开始是崇拜隋唐,“举国趋而东”,后来又膜拜欧美,“举国趋而西”,东奔西逐,如醉如梦,等到明治维新强大了,才发现自己身居“亡何有之乡”,所以要讲“国粹”。它的国粹就是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加上从隋唐吸取的汉文化。黄遵宪说中国不是没有旧东西,“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他和梁启超不一样,梁启超要学明治维新,先破后立,先把旧东西赶光,然后接受新东西。黄遵宪恰好相反,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先立后破,不管旧的东西,先全部接受西学,等自己强大了再去清理旧的东西。

中国人开始讲“国粹”是在一九三年,章太炎在上海西牢里写的《癸卯狱中自记》,第一句话就是“上天以国粹付余”,意为自己担负了弘扬汉族文化精粹的使命。然后,他的一批同情者在上海组成了国学保存会,一九五年初出版《国粹学报》,一直到辛亥革命才停刊。这群人奉章太炎为精神领袖,论调基本和他一致: 第一,始终坚持排满。第二,宣传文学复古,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译名。这也是章太炎提出来的,他说意大利的中兴就在于文学复古,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第三,看来很荒唐,但还没有在科学上被推翻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刘师培、邓实他们都曾在《国粹学报》发表文章“思祖国”,说我的祖国在哪里,就在古巴比伦那个地方。因为章太炎等人不承认满洲君主解释的孔孟道统,所以追溯华夏的来源,将神农、黄帝都说成来自西方的文明表征,而暗喻满人也属于土著的野蛮人。

一九七年七月,章太炎出狱到东京,在留学生欢迎大会上说,现在是排满革命的实行阶段,有两件事最重要: 第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自己解释说,建立宗教,孔教、基督教是不能用的,因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戕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这一点应得今日儒教论者正面回应,躲闪是不行的。基督教呢?它不是叫你崇拜上帝,而是“崇拜西帝”。但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信仰,否则它的道德、伦理就没有尺度,他认为最能为大众接受的是佛教,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很合废君权、复民权的要求,但佛教中也有许多的“微虫霉菌”,所以一定要好好改造。章太炎特别热心跟印度等东亚南亚积弱民族联合,于一九七年四月在日本组织“亚洲和亲会”,约章提出:“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可知反帝口号,早在民国前五年便由章太炎等提出了。章太炎还主张亚洲各个被压迫民族,各自发扬其国粹,搞成一个信仰体系,在其中和谐共处。当然,这至今仍属空想。

于是,他要“保存国粹”,解释也很分明,宣称保存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而是要“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什么是汉种的历史?也不是“二十四史”。他说第一是语言文字,第二是典章制度,第三是表征民族精神的人物事宜。可知当年章太炎他们把“国学”、“国粹”这些概念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改造成中国化的东西,目的是要“激动种性”,种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遗传性,他们说中国有好的传统,就是被满清压制了。当然,他所谓的排满只是在当时形势下的一个对策,所以辛亥革命刚起来,章太炎和孙中山就不约而同声明排满是要倒掉满清腐败专制,决不排斥满人,新建的中华民国,提倡“五族共和”,而中华民国最早的国旗就是五色旗,代表五个民族,汉、满、蒙、回、藏。民主共和的先驱者,眼界总比他们的不肖子孙开阔,由《民报》、《国粹学报》及同时代数不清的革命刊物宣扬的“国粹”论的实际内容和整体取向,已有历史的明证。

如何才能自由讨论?

如所周知,一九五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十六字纲领的前八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照抄元末造反派领袖之一朱元璋的“北伐檄文”(1367)。孙中山没有做成朱元璋,充当民国首任临时总统仅三个月,便被袁世凯取代了,但这个首届民国政府,却给由袁世凯到蒋介石的历届军阀政府,留下一个大麻烦,即在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与章太炎同为光复会名誉首领的蔡元培主持下,立法取消全国学校“尊孔读经”。从此直到后来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恢复尊孔读经,始终被拥护民主人权的学者斥作复辟专制的前奏。(参看周予同《僵尸的出祟》,1926年)

同样如所周知,七十年前吴晗的《朱元璋传》(原题《从僧钵到皇权》),揭露朱元璋由流氓而成开国皇帝的历史过程,是怎样引起即将进京的未来领袖不悦的。

现在说的“国学”,其实就是从朱元璋开始的那一套。按照皇帝的意志来规定孔孟之道该如何解释,由皇帝规定经典该怎么解释,由皇帝规定该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算我忠实的臣民。事实上,由最高统治者规定的“孔孟之道”,已经不是真正的孔学或孟学。我讲经学史时有人质疑,说经学史能这样讲吗?我说可以,因为我首先给了一个定义,那就是中国的经学不是孔学,也不是泛称的儒学,它是从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规定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确立的一套东西,只有国家承认的才叫“经”,只有国家承认的标准解释才叫“传”,所以我说“经学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

孔子及其学说的命运,从进入中世纪就非常不妙。秦皇扫六合,孔子的徒子徒孙也告别在野状态进入体制内,成为七十“博士”的一部分。但他们依然按照在野时的状态行事,就造成了私学与国家意识形态间的冲突。秦皇反战国百家,根源就是一统天下之时,私家学说必须让位于国家意识形态,“今圣”只能有一个,可以被称为圣人的,除了在位皇帝以外,只能是死去的往圣,而且这个往圣还必须得到今圣的肯定。

后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其实也是政治角力的结果,而非学术讨论的选择。武帝本人最有兴趣的是“君人南面之术”,而不是儒家某派的义理。在他统治的五十多年里,只有一次向学者询问过《尚书》一篇解释,另外主持公羊、穀梁两派的辩论,却上了狡黠的董仲舒、公孙弘的当,误认《公羊春秋》才是孔子《春秋》的唯一解释。但他对孔子的价值判断很明确,孔子只能是素王,来到人间是为三百年后的圣人刘邦预创一部宪法,证明这个无赖皇帝及其子孙享有“天意”,因而其王朝统治永远合法、合理。可怜的孔子,此后两千年,只能听凭历代大小王朝的君主、僭主和他们的辩护士,用种种白粉红粉,涂抹成先知、神巫或小丑,哪个是真的孔子?

“五四”以来,不断在提倡国学和废除国学间摇摆反复,并且时常把国学的核心定义成孔学和儒教。一个世纪中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作”一次,时而尊孔时而反孔,这正是自近代开始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的反映。一谈及国学,孔子或穿着“古衣冠”,或穿着“中山装”,而今不知穿上什么装,就要依照不同的“术”,做出各种不同的姿态。看来,我们总改不了陈云早就指责过的“唯上”习惯,总把权力混同于真理,说假话,乃至借机钻营,已成学界风气。如果改不掉这种劣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百家争鸣。

朱维铮,中华书局1912,原标题为:“国学”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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