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興案看華人法治觀 


美國商務部決定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提供任何產品與技術,效期達七年。資料圖片

全中國近日最熱門的消息是美國商務部於4月16日啟動對中興公司的制裁令,在7年內禁止所有美國公司向中興出售產品。中興稱此為對之「休克式」打擊,埋怨美不該將「貿易政治化」,中國輿論也大多把此案放在中美貿易戰博弈角度討論,為中興叫屈的聲音不少,如《環球時報》總編感性發言:「今天我們都是中興人。」

反而較少人是從中國商界對於法律遵循的角度着眼,審視整個案件,美方裁罰雖然嚴厲,但完全有憑有據,案件時程更是長達數年,擺在中美貿易戰角度思考,並不妥切。事實上,中興犯的不尊重法律規範的錯誤在華人世界並不罕見,甚至可以說是華人文化的通病,古語言稱刑不上大夫,華人總是相信法律裁罰總是因人而異。中港台這三個華人社會,必須坦承,香港是迄今三地最具備法治精神的社會,這樣精神更深化到公民觀念當中,而這正是當前香港在各華人社會最突出的優點與珍貴資產。

以一個台灣人的眼光來看,香港社會的法治精神遠勝台灣,遑論中國,例如前任梁特首上任時的僭建風波,竟成為7.1大遊行的反對主標語。同樣,香港朋友也無法理解,為何馬英九鬥爭王金平關說司法一案,台灣的輿論怎會一面倒靠向王金平。「那可是妨害司法公正大罪啊!」香港朋友不理解地問,但這在台灣人眼中,民意代表關說司法稀鬆平常,馬英九趁人出國搞黨內鬥爭,才是惡劣。

再舉一個商業法律的台灣例子,2016年台灣兆豐銀行紐約分行因為防制洗錢制度的法令遵守未達美國監理機關標準,遭紐約州重罰了1.8億美元,這個案子也跟中興案如出一轍,都是不遵守運營在地國的政府規範,輕忽怠慢,最後慘遭對方政府嚴懲。

中國着眼代價而非違法

而中興案是源自其違反美國《伊朗交易與制裁條例》禁令販售了美國技術在內商品給伊朗,被美國政府逮到之後認輸和解,認罰8.92億美元,承諾解僱4個高管及懲罰35個相關員工。美國暫緩處罰,但保留審查中興是否履行協議,以決定日後是否激活制裁令的權力。不料中興不把這承諾當一回事,沒處罰那35個相關員工,不但照常發放全額獎金,連警告信也沒有出一封,商務部查有實據當然激活制裁令。這個制裁令雖然時間來的巧合,但美方的確依法辦事,至於有沒有小題大作,這就要看討論者法治精神的多寡了。

台灣從兆豐被嚴懲之後,痛定思痛,一面倒全是批評反省聲浪,檢討為甚麼被罰,金融業到美如何改善法遵品質等等,美國「讓你痛,同時讓你記住!」的懲罰,果然讓台灣不敢再省「法遵成本」,算是學到寶貴的一課,反觀中興案,中國學到的教訓卻明顯不同,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對該案強硬回應「隨時準備採取必要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還撂狠話說:「如果美方繼續逆潮流而動,任性妄為,我們必將嚴陣以待,毅然亮劍。」而中國民間最大的呼聲簡單說一句話就是:「不能再讓核心技術掐在別人手上,一定自己發展自己的中國芯(芯片)。」

中國對於中興自己「不作不死」的違法代價,輿論着眼都在於代價而非違法,如何以後不怕代價而非如何避免「違法」,或許是體量大小關係,大國着眼的重點明顯與台灣不同,但勢必延緩中國更進一步融入國際商業秩序與法律文明規範的進程。

見微知著,香港無疑是華人社會當中的法治精神佼佼者,這難得可貴,但這只是靜態的比較優劣,動態來看,回歸之後,香港此一無形優勢無論形式或者內涵,是否弱化、支柱遭蛀蝕,令人憂心。

楊泰興 專欄作家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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