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可以喪邦?


近日多個建制組織和個人先後發聲譴責戴耀廷,又要求港大將他解僱。資料圖片

戴耀廷今年3月出席一個台灣論壇時,說了句:「反專制成功以後,我們可以考慮成為獨立的國家」。然後,香港政府、港澳辦、中聯辦、建制派等一干機構,都不甘後人的指摘戴耀廷「鼓吹港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日前更指,發表「港獨」言論亦應屬將來基本法23條立法考慮規管的範圍。

雖然筆者翻看戴耀廷出席論壇時的講話,怎樣聽都聽不出他在「播獨」,但聲討戴耀廷的行動一時之間波瀾壯闊,令人以為一句「獨立」,就足以令一個泱泱大國滅亡。一句說話,可以亡國嗎?

這個貌似異想天開的問題,2500多年前已經有人問了。《論語.子路篇》記載,問「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的是當權者魯定公,回答他的是孔子。孔子說:「話雖不可以如此說,但是,假若當權者說的話不正確,卻沒有人敢違抗,不就近似於一句話便喪失國家麽?」若從孔子這番說話來看,今次戴耀廷事件,焦點其實不(應)是戴是否支持港獨,而是當權者有沒有讓民眾指出他們錯誤的自由,亦即討論政治的自由是否足夠。

《尚書》就記載,在夏朝亡國暴君桀的統治下,曾有人發出「這個太陽(桀自比太陽)為甚麼不消失?」的言論。而孟子曾當面質問齊宣王,如果王認為將自己的妻子交給朋友照顧,而朋友疏於照顧的話應該絕交,將領土交給官員管理,而官員管理不好的話應該被罷免,那麼當權者治理國家不好,那該怎麼辦?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更引用孔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當着梁惠王的面,痛斥這個當權者,自己廚房有肥肉、馬廐有肥馬,卻令百姓捱餓,簡直是「率領禽獸來吃人」。

這些例子想說明的是,古代的中國尚且容許當面批評當權者的自由,甚至有詛咒當權者的言論流傳於世。但今時今日,我們可有相同的言論自由,去批評當朝的執政者?我們見到的是,2017年的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代表政府重申:「我們不希望看到用一個所謂言論自由的空間鑽空子,去鼓動『港獨』這個理念」云云,2018年的香港,特區政府對戴耀廷上述的言論「感到震驚,並予以強烈譴責」。

言論自由警惕當權者

但是,大逆不道的言論,為何還要容許其存在?筆者想到至少兩個理由。19世紀英國哲學家密爾(JS Mill)就以春秋戰國的古代中國為例,指出社會進步,必須建基在容許批判、挑戰世俗的自由。容許歪理存在,其實就是容許大眾透過反覆討論,使真理越辯越明;一旦國家一錘定音,立法禁止某些眾所周知是錯誤的言論,這樣反而令大家只能被動地接受「所謂真理」。墨守成規會阻礙文明發展,令整個社會都蒙受損失。因此,「阻住地球轉」的,往往就是遏止言論自由的當權者。

可能有人會問,不論戴的言論有否「播獨」,這跟批評當權者有甚麼關係?如果國泰民安、社會和諧,又怎會有民眾響應推翻當權者去另立政權?因此,另一個容許自由討論政治的理由就是,那些對當權者的批評,甚至是對建立新政權的嚮往,其實是當權者統治正當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寒暑表,反映民心向背。容許這些言論在社會上流通,並非因為這些言論都有道理,而是為了讓當權者隨時都有所警惕。國家治理每況愈下,種種挑戰現政權的想像就會應運而生,為當權者敲起警號;反之,只要當權者一日都眾望所歸,所有挑戰政權的言論自然會沒有市場。

因此當香港社會出現對港獨的討論,執政者首先強烈譴責的不應該是他人,而是自己。要阻止港獨的討論流行,依靠的不應是嚴刑峻法,而是以良好管治贏取民心。所以,筆者對現在北京、香港政府的做法十分憂慮,無論怎樣看,政府容許我們討論政治的自由,都比二千年前只少不多!到了所有不為當權者所喜的言論都被法律所禁,對政治縱有不滿,都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失去了政治警鐘,不代表就沒有了政治危機,只是當權者再也收不到政治警報的訊號而已。所以,孔子對我們的告誡言猶在耳:「將所有挑戰當權者的說話都立法禁絕,而沒有人敢違抗的時候,小心一言喪邦!」

賴卓彬 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系榮譽助理教授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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