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基因与超极权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已经是为普世接受的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集团功利主义,它把资本和金融集团的利益置于任何其它集团之上。这种功利集团的过度膨胀,对社会的平衡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造成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受到法治和新教伦理制约,美国历史上发生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最近的一次大危机,发生在7年前。

一些中国学者从美国的金融危机推论,美国的资本主义衰落了,并用中国目前的经济荣景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建筑在集团功利主义(collective utilitarianism)基础上的经济国家主义加上政治极权主义,结合集团功利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半资本主义制度。

为了说清楚集团功利主义,我们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提倡追求“最大幸福”,决定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在于其结果的实用程度。张维迎将功利主义分为个体功利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以个体和一部分自封代表个体的“集体”的个体集合,也就是某个集团的“最大幸福”为伦理标准决定行为的正当性。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社会功利主义的本质是集团功利主义,用一部分集体的幸福代替其它集团的幸福,而不是谋求社会整体的福利,

一些人把作为伦理观的功利主义与作为哲学观的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功利主义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真理,真理在于它是否“有用”,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活。中国有一个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被认为是“实用主义”行动哲学。把白猫黑猫论的起源归之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是对实用主义的极大误解。中国人推崇的“白猫黑猫论”,与实用主义不同,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伦理基础上。

功利主义伦理观以行动的效绩作为衡量行动的价值,不考虑行为动机和手段,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是恶。有人认为,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而不必考虑手段的正当性与否。

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改革。功利主义改革的基本哲学是,经济发展是社会最大的“善”,GDP增长是最大的“善”;衡量一切政策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凡是有利于GDP增长的就是好的,不利于GDP增长的就是不好的;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功利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

功利主义方法推导开去:不管专制政府还是宪政政府,只要是有效的政府,就是好政府。钱颖一从教育的角度提出对于“功利”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之一是“短期功利主义”盛行。他说,“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在中文中具有贬义,但在英文语境里比较中性。作为一种哲学,我们不能批判功利主义,但值得警惕的是‘短期功利主义’。”(许祎:《钱颖一:比起批评者,我更想做建设者》)功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伦理学。显然钱颖一混淆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两个概念。因为他没有搞清楚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概念,通过把功利主义分为长期和短期,认为仅仅是“短期功利主义”不可取,从而在本质上肯定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追求个人和集团的“最大幸福”而不是“共同幸福”,与实用主义的有利于人类共同生活背道而驰。功利主义的结果只能是一部分人幸福,一部分人不幸福。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必然是道德底线最低的人和团体最幸福。张维迎用中国当下的经济政策为例说,“为了经济增长,就要搞大规模的建设,要修路、盖房子、建商场,所以就会有拆迁,这个拆迁就是正当的,甚至用野蛮手段来拆迁,造成很多人不幸,美其名曰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即使目的是对的,能以目的来证明拆迁当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吗?” (《功利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

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核心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百度百科》)。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有信念、有原则、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后者没有信念、没有原则、不符合人类共同价值。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官员腐败、道德污染,都可以归因于无信念、无原则,不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功利主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制度,是一个利益至上的没有信念的制度(当然,可以辩解说利益至上也是一种信念。)秘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用再多的文字也不能表达出我对独裁统治的极度痛恨。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作一些让步。”

受到极权主义的道德污染的国家和社会,与人类普世文明分道扬镳,使得中国在一个当代非文明水平然而又用各种现代的概念和辞藻包装成最先进的的文化和制度中。学者陈飞鹏批评这种名号与实际极端矛盾和分裂的政治制度下的众生相,“不懂自由的灵魂,即便身在自由的国度依然是囚徒;不知平等的斗士,即便冠冕英雄依然是奴隶;不懂真爱的心灵,即便身处天堂依然是地狱;没有真相的历史,加冕经典依然是谎言;未经证伪的真理,即便煊赫天下依然是梦呓。”

有人套用亨廷顿的理论,将中国定义为“儒教文明”。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儒教文明风马牛不相及。对于中国“儒教文明”的观点,批评者认为,这完全是误判,过于抬举。现在的执政者(包括其谋士)基本处于低文化层次,无论是儒、墨,还是道、法,都不过拾掇些鸡零狗碎的东东,而且垃圾居多;他们秉持的是大杂烩“沟脚砵头”(上海方言),大致没蕴含什么“文明”要素。

国人当下的文明程度,比起清朝时期的满人和汉人,没有什么差别。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美国强大根源:公民意识》)

受到极权主义道德污染的官员,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官员。野蛮拆迁被政府视为经济发展必经之路,政府财政收入的必由之路。一个地方官员用历史上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野蛮拆迁辩护。下面这段对话反映了中共官员把野蛮拆迁正当化的思维路径。这位地方官员说:“地方政府不拆迁,经济如何发展?现在的刁民太多,地方政府也很为难。”“发展经济只有拆迁一条路吗?”“不拆迁钱从哪儿来?”“难道拆迁不能文明点吗?你看国外也有拆迁的,遇到钉子户都只能退让。”“国外也走过我们这条道路,比如14~15世纪英国不也有圈地运动吗?”“现在是21世纪了,你不能用14世纪的野蛮来为现实找理由。”“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跨越必经的道路。我们之前没有走过,现在只能补课。” (杨佩昌:《政府状告钉子户》)

功利主义经济发展观发展到极致,必然是丛林社会无道德底线的国家功利主义—这就是结合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功利主义无底线、无原则的超极权社会主义。这个超极权社会主义,被戴上了一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帽子,跟原来的社会主义扯在一起。本质上依旧是来自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极权社会主义。极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的政治经济“转基因”,演绎出一种与传统极权社会主义形式上不同而本质上无异,带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因的超极权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罗慰年,摘自《半资本论》(谷歌图书 googl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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