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黨國:禁止造反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中共高規格地搞慶祝活動。習近平出席人民大會堂的集會,發表長篇講話;一個巨大的馬克思銅像送到馬克思在德國的出生地。這一兩個月以來,10多家廣播電台播出了系列節目《給90後講講馬克思》;中央電視台也在黃金時段播出5集節目《馬克思是對的》。毫無例外,這些電視節目的內容重點都是把馬克思首先描述為一個道德偉人,其次就是一個理論先知。

與此同時,北京大學也隆重地召開「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但雖然這個大會號稱屬「世界級」,但國外到來的馬克思學者卻不多。中國對馬克思的「熱」,和世界對紀念馬克思的「冷」,構成一個強烈的對照。

但事實上,馬克思的思想早已在哲學、歷史、經濟、藝術與文化多個學術領域成為經典理論,提供思辨和研究的素材。如果說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已經沒有人再理會馬克思,顯然是不盡不實。特別是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全球資本主義所顯露的問題和危機,儼然和馬克思當年作的分析和預見若合符節。重新出版馬克思著作和研讀馬克思的理論,的確正在形成一種趨勢。

「中國馬克思主義」版本繁多 面目全非

可是,這種嚴謹的思辨和研究,並不等同於作為一種政治行動綱領的「馬克思主義」正在復興。因為自從冷戰結束,世人對於「現存社會主義制度」和「斯大林共產主義」已經難有幻想。中共在1990年代也有份拋棄馬列教條,只不過仍然維持共產黨領導的體制,在「開放改革」的名義底下「掛羊頭,賣狗肉」,號為「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行的是「具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在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名義底下,對馬克思思想隨意肢解、挪用,「中國馬克思主義」不但版本繁多、相互矛盾,難以辨認,甚至面目全非。

馬克思千言萬語,重點是對私有制的批判,包括解釋「利潤」的來源是「剩餘價值」的剝削、階級的二極分化、階級鬥爭不可避免並會導致革命、對歷史的唯物辯證分析、對意識形態的批判,和追求人的全面解放與發展。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市場化大開中門,還可以說成是一種「市場社會主義」,以市場經濟補充國家的計劃經濟,是緩進溫和的社會主義道路。但到了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黨要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把本來理論上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重新解釋為也代表着所謂「先進生產力」的精英執政黨,為資本家入黨鳴鑼開道。這套理論與其說是由馬克思那裏引伸出來,不如說是汲取自孫中山、蔣介石那種「以黨造國」的「黨國論」,遙遙呼應意大利和德國等地的法西斯主義「以黨治國」的先例。

馬克思本論「國家消亡」,今天黨國論卻以發展馬克思之名安放在他頭上。馬克思本論「階級鬥爭」,但經過一場理論大手術之後,階級鬥爭變成對體制有異見者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本為一種「革命」理論,又已變質為一套永續政權的執政理論。

有人說,中共把老祖宗拿出來禮拜供奉,口口聲聲「毋忘初心」,只是為了給專制統治一種「正當性」。可是,經過40年追逐經濟發展、「先富起來」、「窮得只剩下錢」的中國人來說,要當「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道德教誨,又能夠為統治者帶來什麼統治「正當性」?

事實上自1990年代開始,人們熱烈追求意識形態的年代已經過去,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可能為中共增加任何政治上的正當性。事實上習近平和普京一樣,都是利用經濟成就、炫耀軍事和科技上的國力,重振一種兵強國富的民族主義以鞏固統治威信。差別只在於普京能夠操縱和舞弄各種手段,透過選舉來鞏固自己強人統治的「正當性」。但是,中共把自己變成了資本家和官僚權貴的俱樂部,卻又不敢用民主選舉來驗證自己是人民的選擇。它就只能按「全權主義」的既有邏輯,把一切有政治意涵的符號體系都收編吸納在旗下。

在這種背景底下,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文化思想,例如念兹在兹期待保守主義復興的「政治儒學」,以及其他自視可以貢獻於文化維穩大業的各式宗教,都一樣會被讚揚高舉。在「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名義下,馬克思和孔子都是「偉人」,都是學習榜樣,都有高度道德情操、廣闊胸懷,貢獻自身於「人類命運共同體」。關鍵只在於,「聖人」化之後的馬克思,不可能是「造反有理」的啟蒙者,而是德才兼備預見全球化釋放先進生產力的預言家。

說到底這是話語權問題

早一段時間,幾名北大「毛左青年」只是因為圍讀馬克思、毛澤東的書,並以此為據批判現狀。當局就大為緊張,加以拘押。可見,如果中共公然拋棄馬克思,名副其實地把共產黨改名,鼓吹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就立即會成為造反者的利器。說到底這是一個話語權的問題,要維持黨國權貴資本主義體制,首先就要保證它自身能按自己定義、按自己標準來製造出「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這也是一種「把反對者消滅於萌芽狀態」的手段。

馬克思對他自己的思想被粗暴扭曲挪用早有知覺,他有一名句:「如果有什麼是肯定的話,那就是,我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文化評論家齊澤克(Zizek)最近在一篇紀念馬克思誕辰的文章寫道:「在今天,對馬克思保持忠誠的唯一方式,不再是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更認為,今日對這種忠誠最堅實的考驗,是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中國,以及他們高舉的馬克思主義。

羅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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