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取消生育限制 還須各項改革配套

上周,一條關於中國最快今年就會全面放開計劃生育限制的消息,吸引了海內外輿論的目光。這意味長達4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從此就要畫上句號。雖然迄今官方尚無證實此事,但內地的生育政策已經悄然調整,2015年底起放開生育二胎;去年10月本報已率先報道,實施近4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在今年內取消;今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將「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衛生與健康委員會」,上述迹象都釋放了一個信號: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或已為期不遠。

計劃生育政策近40年

人口紅利變人口通縮

早在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1978年10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會議報告中寫明,「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生育間隔三年以上」。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上明確將計劃生育列為「基本國策」。弔詭的是,在推動解放生產力的改革開放實施的同時,內地卻對生育的限制進一步強化。從那時起,計劃生育政策在內地實施了將近40年。

應該看到,正是大批年輕強壯勞動力與內外有利的經濟條件相結合,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歷史性的「人口紅利」。按照不同測算,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佔人均國內生產總(GDP)增長率的15%至25%。但目前中國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只有1963年到1973年間的大約四分之一。有數據顯示,內地201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下滑到世界排名的第135位,甚至低於一些西方先進國家。這意味着中國不僅已經告別了「人口紅利」時代,而且即將進入「人口通縮」時代。

與此同時,男女比例失調、老齡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都隱隱爆發。實施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令數以億計的內地家庭僅有一個子女。一代獨生子女為照顧年邁父母的苦惱和千千萬萬父母孤獨晚年的老齡化,成為家庭結構扭曲的老齡化,也成為中國特色的老齡化,為中國社會服務帶來了特別的壓力。有內地專家擔心,中國社會將陷入「未富先老」的惡性循環。

即使放開生育二胎已經兩年多,但人口增長的效果並不顯著。根據近年數據估算,中國每個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個孩子,才能保持人口數量不減少。而近年的實際生育率平均不到1.4,在這種低生育率下,中國人口在2100年可能只及現時的一半,即6億,到2150年將萎縮到3億,2200年將降到1億多。上述估計雖可能過於悲觀,卻反映了中國人口問題如何嚴重和調整人口政策如何緊迫。

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2017年內地各省區市的人口統計顯示,人口增長的前10名省份中,南方省份佔7個,顯示經濟發達的南方對人口的吸引力遠超北方。而人口負增長的6省市,3個是直轄市京、津、滬,或是疏解落後產業、清理「低端人口」之效,其高樓價和高物價亦是人口減少的原因;另外3個就是內地經濟增幅墊底的東北三省,顯示3省的人口外流趨勢仍在持續加劇。

南增北減搶人大戰

戶籍改革刻不容緩

而改革開放最前線的廣東省,2017年常住人口較上年增加了170萬,居於全國榜首,遙遙領先其他省份。其中又以深圳、廣州佔最大份額,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近62萬,廣州常住人口增加了45萬多,分別較山東和四川兩個省的人口增長數量仍多,而深圳已經成為內地人口密度第一的都市。

改革開放前廣東常住人口只比浙江省多四分之一,40年後的今天幾乎是浙江省的一倍。而廣東不僅是內地經濟發展的佼佼者,戶籍管理亦是內地最寬鬆的,這再度證明了人氣聚集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彰顯了內地在取消生育限制的同時,亦應加速戶籍制度等多項配套的改革措施。

有理由相信,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改革,不應止於生育政策的調整,還應該包括其他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包括降低養育孩子的成本,以及增加對教育的投資。而提高勞動參與率的最大潛力,在於加速推進內地的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鎮化比率,從而穩定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就業和社會地位。

近月,內地武漢、南京、杭州、西安等多個城市先發展開「搶人大戰」,為吸納專才開出了各種優惠條件。連直轄市天津亦宣布了「海河英才」引進人才計劃,放寬對各類型人才的落戶條件:在天津無工作、無樓、無社保、年齡不超過40歲的大學本科畢業生,亦可「零門檻」直接落戶。雖然這些政策背後,可能有地方政府為深化當地樓市的考慮,但確實顯示出戶籍制度改革已成為推動城鎮化的利器,具備極大的促進經濟發展潛力。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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