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松:一个被打残的地主孙儿——陈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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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章(民主中国资料)


1943年,刘文彩修建中学时需要土地,为此,他以三倍的土地(大约40多亩)换取了小地主陈绍凤位于现在安仁中学的10多亩地。1949年共产党来后,陈绍凤理所当然地被划成地主。如今,陈家所有的人都已死去,只剩下一个1949年出生的孙子陈德章。

1955年,尚未满6岁的陈德章被打成终身残疾。

据陈德章回忆:土改时我还很小,只记得当时打锣,叫大人去开会,就是斗争会。后来听说,会上他们逼爷爷奶奶交金银,有人说他们把银元埋在河坝的某个地方了。爷爷奶奶交不出,他们就用大粪从他们嘴里灌进去。

不过,他们当时没被整死,爷爷死于1958年,那些年他伤心得很,得了肺病,没得钱医,1958吃的也开始困难了。我记得他吐泡泡痰,一吐一大盆。他死的时候52岁。

奶奶是1959年饿死的,她的死我记得最清楚。当时我们吃人民公社集体伙食,越吃越没得吃的,到后来吃糠。奶奶死那天她煮了一锅胡萝卜缨,当时我已经残了,我一拐一拐地走过去爬上去看锅,里面全是萝卜缨缨,一颗米都没有,比现在猪吃的都差,也没多少,那点叶子,我一个人吃都不够。当时我不懂事,现在回想起来好凄惨!

我奶奶一口没吃就死了。(陈德章满眼含泪)

我爸爸?他1954年就被抓走了。我爸爸叫陈启贤,生我时他才19岁。他是地主子女,经常被拉去干义务劳动,又受气。爸爸脾气倔,他不服,不服有什么好处?贫下中农不收拾他收拾哪个?大概是1954年,我都懂事了,他被抓去劳改,去的新疆,从此再没回来,1969年,他死在新疆劳改队,那一年他刚刚40岁。

我记事时就记得爸爸过得很苦,爷爷挨打受苦我没见到,爸爸我记得。他们叫他去推煤,炼钢用的焦煤。他天不亮就走,很晚很晚才回来,一天在路上就要走100多里,他说给我买东西回来,但从来都没买过,每次他晚上回来我们都睡了。后来他在新疆劳改队给我寄过10元钱,那时我脚痛,他寄钱给我医。当时10元钱要当现在的100元。

我妈妈在他去劳改前就同他离婚了。爸爸性子比较刚烈,他在家里发牢骚,说:“地主子女就是坏人?真的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妈妈在学校教书,思想先进,他把爸爸的话汇报了,一下子矛盾激化,于是他们离了婚。

爸爸不把我给妈妈,后来妈妈再也没管过我,大饥荒那几年我孤零零一个人,饿得要死,她都没管,我对她没得感情。

我是怎么残的?那是1955年,当时我还没满6岁,同一群娃儿在外面耍,想不起为什么事争闹了几句,一个大娃儿,他有十多岁了,他骂我:“你一个地主娃儿还敢翻天?!”他操起一根扁担狠狠打来,我腰杆上一阵巨痛,从此我就残废了。(从那一天起,陈德章就再没有长高,他的身高永远停留在1955年6岁时。)

我们哪里敢去找对方?地主子女嘛,打残就打残了,没得办法,没得人敢为我们说话。那些年,只要说你是地主,是反革命,周围的人只有喊打的,没得哪个敢帮你撑腰。我奶奶实在想不过,去找了杨志清(音),当时他是村长,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最初我脚还不痛,后来痛得惨,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上小学,要走长长一段路,痛苦得很,不想去回想。我只读了几年小学,地主子女,一律不准读初中,当时都是这样。

我最惨的就是奶奶死后那些年,孤零零一个人,身子残废,又正是三年大饥荒。我被送进孤儿院,那儿每天吃6两米——16两秤的称6两,不到现在10两秤的4两,煮饭的再克扣一点,实际吃到嘴里的只有三两,每天一团饭几口就没有了。我出去找胡豆叶、萝卜缨吃,还到河里去抓小鱼、螃蟹烧来吃。也没得穿的,冬天打赤脚,冷得发抖,去捡了一双别人扔掉的烂袜子套在脚上,生了一脚的冻疮……当时在孤儿院的还有刘文彩一个管家的孙女,叫薛本清(音),那个管家劳改死了。

1968年,我从孤儿院出来,孤零零的一个人,什么都没有,没有家,没有吃的,生产队挖洋芋(土豆)就扔给我点洋芋,挖红苕就给我点红苕。四周的人还要指指点点,说这是个地主崽子。

我咬紧牙自己挣生活,能干的我全部都干。没劳动力我就编筐、编背篼卖,不找生产队。从那时起,我一直自力更生,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后来分了七分田,我也下田干活。现在有人说,你是残废,找政府吃低保,我不,我开个白铁铺,干手上活,每天能挣个二、三十元。

40多岁时我找了个女人,她带了个娃儿来。老婆很勤快,我也拼命干,别看我残,我能够挑七、八十斤。从此我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算是有了个家。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
采写:谭松


采访后记

在5.12地震灾区采访时,听说刘文彩当年修建的中学完好无损,我便前去查看。果然,校园里除了前几年当局修的两栋房子成了危楼之外,刘文彩在1943年修的所有房屋都安然挺立。在那儿,听人说,校门对面那间白铁铺子里的残疾人,是一个地主的后代,安仁中学原来的十多亩地,就是他爷爷的。

我于是走进白铁铺,找到了身高只有六、七十公分的陈德章。

他一摇一摆地走着,从屋里拖出椅子,然后坐下同我们交谈。他一坐下来,只看上半身,一点没有残疾的模样。相反,他看上去五官端正,目光有神,眉宇间有一种浩然的大家之气。可惜,那一扁担,让他的疼痛伴随了他终身;而身子,则永远停留在了6岁的高度。

辞别时,他起身一摇一摆地走到门边送我。我望着他低矮残疾的身躯,突然想到:《收租院》里那些雕像,是泥巴的塑造,而眼前白铁铺里的他,是血肉的真实。

谭松,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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