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打老師的警察是好學生嗎?

China Abitur Prüfung Gaokao Polizisten vor einem Prüfungsgebäude in Peking sichern das Prüfungsmaterial (Reuters)

安徽六安市教師上街討薪,遭到警方粗暴毆打。時評人長平認為,從小被洗腦愛黨愛國的警察,很難不充當政府打人並乖乖背上黑鍋。

海外版的中文教材中,有一首詩歌說"老師就像好媽媽"。在德國長大的孩子很不理解,去問德國老師,她們更不理解:"老師是老師,媽媽是媽媽。"更不用說男教師的尷尬了。中國人會說,將老師比作父母,顯示自己的民族更加尊師重教。就像他們宣稱中華民族比別的民族更重視家庭一樣,這未必是經得起推敲的事實。最新的一個例子:安徽六安市教師上街討薪,遭到警方粗暴毆打。

男教師被反手戴銬、女教師被摁地毆搭計程車視訊讓很多網民義憤填膺:"怎麼能夠這樣對待人民教師?!"好像他們不知道這個國家一方面揮金如土、貪腐無度,一方面長期剋扣拖欠基層教師工資一樣,好像他們不知道幼兒園老師也要學習十九大精神、大學課堂遍佈網路攝影機和負責打小報告的學生一樣。不管怎麼說,恍然驚醒的憤怒不是壞事。而且,很快有人意識到更深層次的問題,出現了基礎教育與政治現實的爭論。

每一個作惡的警察,都曾經是天真可愛的孩子

就像退伍軍人、在職警察和法官上街維權的尷尬一樣:今天鎮壓你們的政權,正是你們曾用生命保衛的"祖國";那些本來可以為你們伸張權利的人,已經被你們抓起來投進了監獄。有人開始反思:尊敬的老師們,這些毆打你們的警察,都是你們教出的學生!

當然,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是一個比喻,警察之惡並非為人師表者單方面的責任。它想要說的是:沒有人生活在孤島中,我們都是世界的一分子,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塑造世界的力量。每一個作惡的警察,都曾經是天真可愛的孩子。正如今天的孩子的一樣,他們被老師要求不要過問政治--真正的意思是不要追問正義,而要服從不義,老老實實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聲唱出領袖頌歌,認同這樣的法律--上街遊行者都是危險分子,要求權利則是企圖顛覆國家政權--什麼?顛覆政權不是犯罪?那一定是受外國反華勢力教唆的,中了西方民主自由觀念的毒害……

禁止談論劉曉波的課堂,怎樣才不令人羞恥?

不必回顧過去。今天這些警察,在毆打教師之後,回家洗洗手上的血跡,又可能提上禮物學到孩子的學校,對老師點頭哈腰,畢恭畢敬。這些收下禮物緩解欠薪之困的教師,又可能繼續教學生不要追問正義,對黨和政府言聽計從;千萬不要談論劉曉波,即便他曾經也是一名教師,即便他為教師、工人和農民爭取權利而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專制國家,教師何所作為?這可能是一個永遠沒有結論的話題。香港雨傘運動的時候,有教師給學生講解街頭的事實,也引起很大的爭議。更不用說,當年"六四"運動時,教師們奉旨勸阻學生上街,理由是要維護"寧靜的課堂"。寧靜的課堂到底指什麼?是寧靜以便於思考,還是以寧靜扼殺思想?書本上說"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家長們卻更希望孩子們做到:"國事家事天下事關我鳥事!風聲雨聲讀書聲我不作聲!"

今日中國遇到的困境在於,一方面要讓教師像各個行業人士一樣甘當奴才,一方面又要以復興尊師重教等"傳統文化"來重塑合法性。於是,對於六安教師討薪遭警察暴打,"官媒也看不下去了",《光明日報》发表文章稱其"令人羞恥",好像它比憲法中領導人任期限制被修改了還要令人羞恥一樣,又好像它比這些官媒整天顛倒黑白維護專制還要令人羞恥一樣。這樣一來,地方政府也感到"羞恥"了,譴責了警察"行為簡單粗暴"。也許是某位被打教師曾經失職,沒有教育好後來成為警察的學生對領導逆來順受,警方的官方微博上竟然出現一口大黑鍋--這鍋到底是背還是不背呢?

不用說,這口鍋被迅速刪除--小小警察以為自己打個教師就了不起了?這口鍋你不背也得背!

這個插曲提出了跟教師怎樣教學生一樣的問題:在一個專制國家,警察何所作為?軍人何所作為?絕對服從維護"和諧社會"、哪怕槍殺無辜民眾,還是立足基本人權,拒絕服從不義命令?

"槍口抬高一寸",所以你要感恩戴德?

"槍口抬高一寸"的說法在中國很流行。它的意思是:教師教學生愛黨愛國沒關係,但請權衡量度別把人完全教傻;警察毆打教師沒關係,但是請手下留情別打得那麼殘忍。問題是,第一,界限在哪裡?第二,它是否會成為作惡者的辯護詞,因為任何權力掌控者都可以說自己已經手下留情了。一位東德人權律師告訴我說,柏林牆倒塌二十年後,他的當事人仍受當年的秘密警察威脅:"那時我已經對你夠寬容了(槍口抬高了很多寸),所以你應該感恩而不是揭发我。"

我曾經就此當面請教負責此類刑事審判的前柏林市總檢察長Christoph Schanefgen和前高級檢察官Bernhard Jahntz,他們略作思考之後,否定了德國法官在法庭上譴責柏林牆衛兵沒有"槍口抬高一寸"的傳說。他們認為,顯而易見地違背基本人權的法律應該遭到拒絕。更何況,槍殺無辜越牆者也違背當時聲稱要保護人權的東德法律。

盡管如此,很難想像中國一個小城市裡的小學教師,教學生辯識正義,不替專製作惡,也不替政府背黑鍋。即便在民主國家,和大環境的沖突也會給個體帶來麻煩。我曾經請教德國布蘭登堡州處理專制遺留問題專員烏利克‧博珀(Ulrike Poppe)女士,一個眷戀東德"美好時光"的小學老師可以在課堂上反對反思共產專制嗎?她的回答是:不可以,教師應該遵守教學大綱。

《環球時報》得到這個回答,可能會得意地宣稱:"民主國家也一樣不允許反對國家制度。"問題在於,它不會討論那個制度是什麼。一個違背基本人權的制度,沒有任何正當性可言。我從中看到的問題是:一個人不能僅僅生活在小環境中,只有國家整體正義,他才能安心地追求局部的或個體的正義。

德國之聲中文網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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