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

  
  “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它是“文革”中深入“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措施,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犯罪分子。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和许多地区一派掌权的情况下,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形势大好,亦有不和谐因素,“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
  
  1964年5月之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告,从1963年11月至1965年1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军民,连续歼灭16股美蒋武装特务。1967年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审印度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鲁冠南,宣判将其驱逐出境。1967年至1969年,解放军在华东、华南连续击落美蒋飞机18架。
  
  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这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拉开“大兵压境”的架势。8月13日,又发生了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气氛。8月底,我情报机关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苏联军方确实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
  
  1969年国庆节过后,形势更加紧张。有关部门认定,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10月20日,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为此,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10月18日下午,林彪口授发布了四条指示,即“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一打三反”的文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道:“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破坏插队下放。……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则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西安等地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有人因写信反映铺张浪费问题而被指责为“搞非法活动”、“越级上告”、“眼中没有市革委”、“不符合组织原则”等。18日,周恩来批示:将此报告印送中央政治局各成员。他还要求工作人员电话告李瑞山(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同志,注意纠正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违反新党章的反常现象。
  
  这一天,周恩来审改了印送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稿,他在稿中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一律暂停处,加“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字样。在处理办法中加道:“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的批示是:照办。
  
  2月3日,周恩来又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稿。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经周恩来审阅后,于1月31日发出。《指示》指出,“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在全国“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指示》做出六条规定,主要内容是: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叛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他斗倒斗臭。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
  
  《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后也于2月5日同时发出。中央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有些单位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为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要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中央还重申: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除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一切地下工厂、商店、包工队、运输队必须坚决取缔;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
  上述3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二五”运动办公室领导各地“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文件下发后,全国上下纷纷成立“一打三反”领导机构,领导本行政区域内运动的开展。我们可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管窥全国。
  
  2月初,北海市革委会成立了“二五”运动办公室,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二五”文件精神,领导全市的“一打三反”运动。3月初,北海市所属的钦州地区派出工作组到北海,进行运动“蹲点”,对北海市各单位革委会委员,党支部委员作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3月7日晚,市革委会成员听取了广西军区就开展“二五”运动召开的电话会议。会后研究决定:重新部署力量,集中抓城市重点单位;分战线成立办公室;立即布置所有的单位加强武装值班,并在港口设路卡检查,严防敌人的破坏或潜逃。
  
  3月12日,北海市革委会在市人民礼堂召开全市干部动员大会,市革委会主要领导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批示“二五”文件精神全面围歼反革命》的动员报告,提出要在10天内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主要目标是:破反革命标语案(包括过去发现的)、破收听反动电台案,一般群众收听要批判;破偷越或准备偷越国境案;查办严重破坏生产案件;查办历史上的杀人放火案件;查办历史上可疑的人或事;查办散布帝、修、反反革命言论的案件;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揭出的问题未有清理的要重新清理。自此,全市群众性的大批大斗局面形成。
  
  3月9日至10日,全市工人、干部群众3万人在北海中学球场冒雨召开批斗大会,斗争了8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偷渡潜逃犯和盗窃犯。4月8日,北海市工交战线召开4800多人的批斗大会,批斗了17名所谓“帝修反别动队分子”。4月11日北海市革委会在北海中学球场召开全市批斗大会,掀起坦白检举高潮,参加大会3.2万人,批斗重点对象16人,当场逮捕4人(后复查,均属错捕)。会后立即就地摆开“战场”,按系统分为8个“战区”、设立大小“战场”400多个,组织了700多个战斗队,半天批斗了355人,另有482人主动坦白交代了516宗政治经济问题。批斗结束后,市革委会领导总结发言,号召全市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更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新高潮,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
  
  5月4日至5日,北海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公判、宽严、坦白检举大会。大会主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分会场设在北海中学、工人文化宫等地,主会场参加人员6.6万人,市内各处收听点404个,1.6万人收听了主会场实况转播。大会通宵达旦地进行了两天,对8名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了徒刑,对4名能坦白交代、积极退赔、检举揭发的人员免予刑事处分。会议期间,全市划分13个“战区”,摆开大小战场560个,设立坦白检举登记站404个,共批斗干部群众500余名,逼迫582人交待了所谓的问题,5日下午6时,钦州地区革委会和北海市革委会听取了各战线、公社宽严大会的工作汇报,并作了简单总结,称两天一夜,超过了两个月的成绩,从政治到经济,突破了一批老案,挖出了一批新的敌人。这次会议是北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
  
  5月9日,北海市“二五”办公室与北海市革委会“一号”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自杀事件情况通报》,披露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发生自杀事件39起,死亡24人,仅5月4日至9日就发生自杀事件8起。《通报》要求各单位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防止自杀事件连续发生。
  
  7月19日至24日,北海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两个文件,要求全市要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的高潮,打一场反铺张浪费的人民战争。会议之后,工交、财贸、水产、城镇等系统分别召开了誓师大会,举办学习班,揭发问题。至10月13日止,全市揭发出来的铺张浪费、货物积压、物资损耗共383万元。
  
  12月21日至26日,中共北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确定今后的任务是,继续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将“一打三反”运动抓到底,继续打击一小撮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12月25日,北海市革委会发出通知,撤销市“二五”办公室,其他各级革委会及战线的“二五”办也相应撤销,具体工作实行归口办理。
  
  运动扩大化再酿悲剧,错杀、错打了一批人
  
  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这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在“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和背景下开展的,被认为是“打击帝、修、反”的斗争,所以,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对铺张浪费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
  
  在“一打”中,从1970年1月到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28.48万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之一些地方派性严重,因此,在贯彻上级文件时,造成很多冤假错案。遇罗克、张志新等就先后被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惨遭杀害。
  
  遇罗克出身所谓“黑五类”家庭,父亲在1950年被定成专政对象时,他才8岁。在学习生活中,遇罗克坚持不懈地追求政治进步,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然而这些进步要求都因为他的出身而遭拒绝。政治上的失望使他在汲取知识上猛下苦功,逐渐形成“思考的脑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却寥寥无几。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万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8月2日,陈伯达评价这副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陈伯达讲话以后,青年学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分为两大派别。在清华、北大等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青年学生迅速分解为“红五类”、“黑五类”。遇罗克对此做出了否定。1966年12月,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发表《出身论》,一时间惊世骇俗。“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人的前进方向,娘胎决定不了。”“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然而,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遇罗克的智慧没有给“黑五类”求得平等的地位,他自己反而成为“黑到底”的代表和血统决定论的祭牲。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逮捕。
  
  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的声浪中,27岁的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直到近十年后的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1970年初,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正在湖南衡东的国家科委五七干校,此时,这里也像其他单位一样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掀起了大字报高潮。针对“反铺张浪费”,于若木写了两张揭露江青的大字报,一下子轰动了干校,轰动了衡东。两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

  于若木写这两张大字报的起因,与她经历的一幕有关:
  
  1962年春,陈云和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一进门,两人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情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内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很为难:“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
  
  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据说,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做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要求苛刻:她怕声音,称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摄氏22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于若木对此非常气愤。这样,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就揭发了江青这一铺张浪费的事实。于若木写道,“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那时的江青,正得意忘形。听说此事,大发雷霆。不久,北京来人,将于若木隔离审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进行批斗,甚至还宣布开除于若木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阎志峰,《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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