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琦入罪 誰問梁振英之罪

經過長達七十天審訊及陪審團三天退庭商議後,九名陪審員裁定涉及兩年前旺角騷亂的港大學生梁天琦及另一位被告盧建民暴動罪名成立,還柙候判;另外兩名被告因陪審員未能達成有效裁決,可能要面對重審的命運;還有一名被告則裁定罪名不成立,當庭獲釋。

梁天琦被定罪後各方反應相當兩極化,支持、同情、惋惜的人甚多,他們說梁是爭取每個人應有的權利,不是為自己,又說不管刑期多長都會等他回來。痛罵他罪有應得,自作自受的人也不少,稍為瀏覽網上留言就看得到。

這樣南轅北轍的反應不讓人意外,畢竟過去幾年在北京當權者及梁振英政府大力挑動下,香港社會陷於空前分化及對抗,想法言論各走極端,壁壘分明,對任何人與事的評價都容易出現兩極的情況。

騷亂是對強權管治的反彈

純從旺角騷亂當晚發生的事及衝突情況來看,梁天琦及有份參與騷亂的人的確犯下重大的過錯,對市民、執法人員以至旁觀的人造成傷害與威脅,也令社會秩序與安全一度陷於瓦解邊緣。回想當晚旺角街頭騷亂期間,有人焚燒的士,幸好沒有釀成爆炸與火災,不然附近樓宇在睡夢中的居民隨時受波及,後果不堪設想。

此外,當晚旺角街頭有警員為了保護倒地同袍向天鳴槍示警,希望逼群眾退後。要是開槍達不到後果而是惹怒更多在現場的人,引發更大的衝擊,誰也不知道會不會令暴力升級及引發向人開槍行動,造成難以估計的後果與傷害。只能說,兩年前的旺角騷亂沒有發生更大的人命傷亡悲劇是不幸中之大幸,並非因參與者有節制或自行收斂,參與騷亂者包括梁天琦不可能不為當晚發生的事負上責任。

然而,旺角騷亂並不是無緣無故爆發的,也不是少數幾個人有組織有預謀發動的,而是民怨民憤長期累積的結果,是對北京強權管治加上梁振英政權分化挑釁下的反彈。

北京早在前特首曾蔭權政府推動的政改中承諾到2017年讓港人可普選特首,大家都期待北京信守這個在基本法及政改協議的承諾,讓港人圓民主普選的夢想。可惜北京當權者視承諾如兒戲,一心想的是全面加強控制。市民從基本法1990年完稿開始等了四分一世紀的特首普選,得到的卻是人大831決議,是北韓式的偽選舉,大家只能在北京欽點的幾個候選人中作選擇,根本當不了家作不了主。

市民沒有因此而絕望,大家仍奮力爭取。接着出現雨傘運動,數十萬港人佔領金鐘、銅鑼灣、旺角鬧市街道,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方式,以無畏堅定的決心留守79天,希望凝聚力量,推動改變。可惜,市民的和平理性抗爭換來的是麻木不仁,寸步不讓。

梁振英挑動分化爭取權勢

另一方面,2012年上台的梁振英奉行以鬥爭為綱的管治策略,肆意挑動不同意見、不同陣營之間的分歧以獲取政治利益,對大學管治及大學生尤其刻意挑釁。學生會內部刊物刊登討論港獨文章,梁振英居然在施政報告點名批判,還發動親中建制輿論圍攻,把原來無害的學生內部討論變成政治鬥爭,把大學生及學院變成政治鬥爭的場所,當中激起的反彈反抗難以低估。

此外,梁振英又透過任命的校委成員千方百計阻撓干擾大學的人事任命程序,不惜破壞程序公義硬生生阻止陳文敏先生出任副校長。引發的爭議不但令港大校方與師生嚴重對立,更大大破壞學生及社會人士對確當程序的信心與信任。

先是北京當權者任意揚棄竄改憲制責任與承諾,再有梁振英政府帶頭破壞確當程序及行之有效的社會規則,怎能不削弱市民對和平理性非暴力改變社會的信心,怎能不削弱對現有社會秩序、規範以至法律的信任!再加上個別政界人物、意見領袖在網上、集會上散播甚麼「以武制暴」、「以暴易暴」的說法,鼓吹他人採取暴力抗爭(自己則躲在幕後不出手)。

幾個因素把累積的不滿、憤慨、無望發酵,變成暴力抗爭的藥引。一場旺角街頭抗爭就變成一場騷亂,把梁天琦等年輕人、市民推上「暴徒」的被告席上。可他們都不是為私利而行事,更不是想乘亂獲取個人利益,跟梁振英之流借挑動分化爭取權勢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梁天琦面對嚴厲懲罰與牢獄之災,梁振英之流則貴為國家領導人,繼續搞他的分化、鬥爭大業。當中的不公不義實在教人痛心、惋惜又不忿。

盧峯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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