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初創企業:本土創新+中國模式

印度在線支付公司Paytm已經進入了印度的很多商家。 中國的阿里巴巴公司是其第一大股東。 (美國之音朱諾拍攝,2017年11月23日)
印度在線支付公司Paytm已經進入了印度的很多商家。中國的阿里巴巴公司是其第一大股東。(美國之音朱諾拍攝,2017年11月23日)

朱諾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印度初創公司在尋找天使投資以及後期投資時,將眼光投向來自中國的資本。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投資者不僅為印度企業帶來急需的資金,更為他們帶來能夠讓企業得到迅速發展的擴張模式,他們稱其為“中國模式”。

無論是在有著“印度矽谷”之稱的南部城市班加羅爾,還是在初創公司聚集的新德里衛星城古爾岡(Gurgaon),“對標中國公司”已經成為業界介紹印度企業時的一個關鍵詞語。在互聯網行業的發展初期,印度的互聯網企業與中國企業一樣,都是“對標”美國公司,如印度的雅虎、印度的谷歌、印度的YouTube。而現在,“對標中國企業”使印度出現了印度的支付寶、印度的攜程、印度的順豐快遞等等。

中國資本財大氣粗

2015年,幾位來自中國的年輕人在古爾岡創立了專門關注印度初創企業的科技媒體—— “竺道”公司,很快,他們就在中國資本的幫助下,收購了印度一家本土科技媒體,並轉型成了為中國資本進入印度提供服務的互聯網創業平台。竺道的創始人王超表示:“目前,在印度互聯網企業的投資者當中,美國資本和印度本土資本依舊是位居前兩位的資金來源,但中國資本發展勢頭迅猛。”

王超將2015年稱作“中國互聯網資本進入印度的元年”。那一年,印度吸引了超過90億美元的海外投資,成為全球創投最火熱的市場。也正是那一年,中國的互聯網資本開始進入印度,阿里巴巴入股了印度企業PayTM(印度支付寶)和Snapdeal,騰訊投資了印度醫療信息提供商Practo,百度投資了印度最大的折扣購物網站Mydala. com。

2016年,印度互聯網行業出現了資本泡沫,國際資本進入印度的速度放緩。到了2017年,印度互聯網行業再次出現井噴式增長,其中共有23個印度初創企業獲得了中國資本的支持。這些印度企業包括騰訊投資的Flipkart(印度淘寶)、Ola(印度滴滴打車),中國風險投資公司投資的CarDekho.com(印度汽車之家)、MakeMyTrip(印度攜程)等。

中國資本比印度本土資本更財大氣粗,比美國資本更了解印度的市場潛力。在印度公司眼中,中國投資者更關心企業如何成為市場的領頭羊,而不大在意短期估值,所以,在這些初創企業出現財務瓶頸的時候,中國的戰略投資者會聯合更多的機構投資者,進行追加投資。印度新德里的一位跨境投資律師帕依(Santosh Pai)表示:“大多數印度風險投資基金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後續投資,只有中國投資者做得到後續投資。”

中國模式更適合印度企業

相比於資金,印度的初創企業更渴望得到中國投資者的經驗。印度與中國人口規模和經濟結構相似,在互聯網發展進程中,又落後中國大約10年的時間。中國公司從美國學來的技術和創意,基本上都在中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發展模式。對於印度公司來說,複製中國模式比複製美國模式更為適用而有效。

據《南華早報》報導,在線支付公司Paytm(印度支付寶)在資方阿里巴巴的影響下,收購了另外兩家類似中國美團或大眾點評一類的印度公司,從而擴大了其電子錢包的應用領域,並繼續保持其在印度電子商務行業的領軍地位。竺道的王超認為:“阿里巴巴為什麼投資Paytm,就是因為它很像支付寶,阿里巴巴投資了它之後,很多支付寶的彎路它都躲過了,所以能發展得非常快!”

印度電子產品在線銷售公司Cashify的創始人馬諾查(Mandeep Manocha)認為,像二手手機、二手平板電腦和電子設備這樣的電子商務領域在中國已經存在多年,而這種商業模式在美國幾乎不存在,而對於價格敏感型的印度消費者來說,這裡有巨大的空間。去年,馬諾查的公司獲得了一筆來自中國風投的資金,他說:“印度就像10年前的中國,中國投資者將比美國風險投資機構更理解我們的市場和發展空間。”

位於班加羅爾的KrazyBee公司旨在為印度大學生提供分期付款業務,該公司的共同創始人之一就是中國華為公司的前僱員萬洪。他以在印度生活工作了5年的經驗,結合中國針對年輕人分期購物市場公司“分期樂”的商業模式,與印度合夥人創立了這家“印度版的分期樂”。深圳分期樂公司不僅為KrazyBee提供了種子資金,還派人到印度幫助培訓員工,建立風險防範模型。KrazyBee的印度創始人艾卡巴拉姆(Madhusudan Ekambaram)說:“我們省去了很多走彎路的成本。”去年,KrazyBee又得到了來自小米、順為等中國戰略投資者的追加投資。

風險與挑戰

印度創新與中國資本的結合,已經在印度被廣泛認為是未來一段時期的發展趨勢,不過,這種結合併非沒有風險與挑戰。中印兩國之間的政治關係走向會影響到投資者的長期決策,兩國不同的社會環境、商業環境、以及法律環境也會對雙方的合作造成一定程度的隔膜。

由於中印兩國長期缺乏民間和商業的交往,一些中國投資者對印度帶有某種程度的市場錯覺。比如,儘管印度有超過13億的人口,但貧富差距嚴重,真正具有購買力的消費者人數遠遠小於人們的普遍認知,其真實的市場潛力往往被誇大。

此外,印度有多種官方語言,各地語言不通,書寫文字也不同。所以,印度的本土化成本較高,很多初創企業不得不僱用多種語言的人才。儘管英語市場是印度的最高端市場,也是印度企業都希望最先攻克的市場,但這個市場在印度整體市場中所佔的比例還不到20%。同時,中國資本方非常缺乏印度語的人才,在與印方的合作中,容易出現溝通不暢的困境。

然而,以上種種挑戰正在逐漸被克服。印度的法律法規逐漸完善,商業活動正變得越來越便利。印度的中產階級規模也在逐漸壯大,即使是3億人的市場,也足具吸引力。與印度進行商業往來的中國人正逐漸增多,像竺道這樣致力於在中印之間架橋的企業也越來越多,正像艾卡巴拉姆所說:“一切正變得越來越容易,中國人投了越來越多的項目,他們也比以前更了解印度了。”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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