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运动调查前言(节选)

 

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长期以来,地主已成了贪婪、残暴、奸诈、懒惰、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在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为“首犯”。

电影《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是毒辣、凶残的化身;

小说《高玉宝》中,地主周扒皮是贪婪、奸诈的象征;

泥塑《收租院》中,地主刘文彩是暴虐、淫逸的代表;

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地主南霸天是恶霸、抢劫的标记;

还有那煽起仇恨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还有那数不清的“忆苦思甜”;

还有那数不清的“阶级教育”;

还有那数不清的“血泪控诉”;

还有……

我,和我们这一代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大口大口吸着“党妈妈”提供的这种狼奶,终于被培养成亿万嗜血而又疯狂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小兵”。

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想过地主究竟是怎么一个群体,更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任由历史的真相、殷红的鲜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统治者层层叠叠的谎言、标语、口号和文学家、艺术家们编造的各类作品中。

我是怎么想到去做这部采访录的呢?

我的祖辈是当年川东万县农村的贫苦农民,父母是投奔共产党的革命干部,我本人是饱受“妖魔化”狼奶喂养的“红小兵”,推敲起来,仿佛没有要为地富们“鸣冤叫屈”的“阶级根源”。

我只能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把一种“不分阶级”的同情心和“路见不平想要吼”的男儿血性安放在我心中。

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教育”——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

先是唱那煽情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待人们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之后,主持人一声断喝:“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

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来。他们立足未稳,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暴打!歌曲、口号所煽起的仇恨立马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几个地富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

但是,坐在前排的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眸中的痛苦——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

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

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年仅13岁的我还不能明辨是非,但是,我总觉得我从那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

几年后,1974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们刚到,生产队长就给我们介绍队里的阶级成分情况,他重点提到了队里的一个廖姓地主,并要我们提高警惕并同他保持距离。我于是注意观察,发现廖地主真是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不知为什么,我又产生那种同情。

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半晌,她才发现有人在看她。她抬起头来,看见是我,眼中露出有些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

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

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

地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向生产队的老会计问起廖地主的事。老会计说,他完全是冤枉,最初他的成分是贫农,还同大家一块分了“胜利果实”。可是,土改复查时(后来我专门调查过土改的这个阶段),为了分他家的财产,就说他小时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因此,就把他划成了地主。

廖地主是冤枉的,那么,其他地主呢?

老会计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在同他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讲给我大量的真实故事和土改血泪,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心里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我觉得,我受骗了,受了中共教育的欺骗。

我由此开始思索,并隐隐产生了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真相的念头。

可惜,后来考大学、评职称、谋生计,一直未将此念头付诸实施,错失了调查采访的最佳时机。

第一次产生采写地主的冲动是1997年又一次失业之后。然而,真正付诸实施是2003年3月。

那一天,我在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一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凌辱后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一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

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

我曾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

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

于是,我决定不顾一切进行采访。(说“不顾一切”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然而,一进入,便发现这是比采写长寿湖右派更为艰难的工作。

首先是缺乏线索。

虽然我知道地富们是一个庞大的受难群体,虽然我清楚就在我所在的重庆地区,一定有不少受难者和亲历者。可是,如何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呢?

我不愿此事又被当局扼杀在摇篮中(如两年前调查重庆“红卫兵”墓)。况且,像我这种已有“前科”的人,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这只能是一项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偷偷摸摸虽然有利于安全,但却不利于寻找线索。因此,采访的进展缓慢而又艰难。

其次是年代久远。

土改是中共当政后的第二年(1950年12月)就开展的运动。几十年后,当年经历最完整、最丰厚、也最悲惨的当事人——老地主们,眼下已寥若晨星。即便费尽心力找到一个,也不是当年(1949年前)真正出租土地的地主。想来,要指望地主们穿过几十年腥风血雨,仍然生龙活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现实的奢望。这也说明,这项调查采访工作做得太迟了!对此,我既感到遗憾,更感到内疚。

第三是恐惧。

2002年我因采写长寿湖右派,被中共国家安全局抓捕、关押,深深领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功力。采访地主,这种“领受”有过之而无不及。找到一个线索原本不容易,但当事人的恐惧常常使采访的“含金量”大减,甚至还无功而返。地主如此,地主子女如此,不少参与者也如此。恐惧,已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另一方面,也看出中共党国功力的“伟大”——把财产抢了,人杀了之后还要让对方子子孙孙长期生活在恐惧中!正是由于恐惧的原因,使得本书的不少采访,都只能以摆“龙门阵”(闲聊)、拉家常的方式获取信息。

2017年7月,我因为作土改调查,被我所任教的学校开除,在担心又一次被抓捕的恐惧中,我被迫流亡美国,土改调查采访工作中止。

从2003年3月开始调查,到2017年11月6日我采访最后一名地主后代为止,共采访了100多人,勉强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运动的一些真相。

本书的主要内容,展示了一些现象、一些场景,一些即将被岁月淹没的个体不幸与历史真相。我希望这部采访录,既为人们展示当年那真实的一幕,也为有关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关资料。现在对土改真相的研究还是禁区中的禁区,但一定要有人来做!否则我们既愧对那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天翻地覆”,更愧对那无数祭献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千万冤魂!

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我设法把绝大部分被采访者录了像,虽然工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码相机(带录相功能),效果欠佳,但总能看到听到当事人的鲜活形象和生动讲述。更有幸的是,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学生——懂一些视频制作的丁然同学。在她一年多的艰辛劳作下(甚至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在2017年4月制作完成,从而使人们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

还要说明的是,此书的序言早在10年前我就写好了,当时是为了以防不测,现在重写,保留了部分当时的文字。

此时,本书中的受访者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永远无法看到纪录他们苦难的文字和视频了。而且,即便他们还健在,他们又怎么能看到?十多年过去了,天,不仅依然黑暗,而且更加黑暗。因此,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眼下还没有出版此书和传播视频的可能。

面对那无数消殒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冤魂,面对那留下了珍贵讲述但却已然作古的受访者,我目前唯一能做的,是点一排红烛,洒一杯老酒,仰望苍天,祭奠衷肠——

——让那些无声的名字,在民族苦难的记忆里燃烧!

2017年11月18日于重庆

作者:谭松,《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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