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许广平在“文革”中

 

  作为鲁迅后人,我对于三十年代文艺界前辈们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虽然父亲曾经跟他们中间一些人有过这样那样的事,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至于有人后来为此而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乃至迫害,那应该不是父亲的责任。没想到个别前辈不作如是想,不但旧恨未消,竟在全国声讨“四人帮”之际,将自己受迫害的责任加在已故母亲身上。

  事情起因于“四人帮”粉碎后,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近代组的一次分组会。这次会议参加者中有欧阳山、林淡秋诸位前辈。会议主持者是孟繁和、王宝生两同志。就在这次分组会上,前辈李初梨说:“鲁迅算什么!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学的时候,他还在喊虚无主义呢!”还说:“许广平不是什么因鲁迅书信被拿走气死的,而是因为她与王关戚关系密切,王关戚一揪出来,就吓死了。”

  对于父亲鲁迅的评价,各人看法不同,这原是正常的。但是对于母亲的无端指斥,我觉得这位前辈不仅太伤人,失之于厚道,简直是在信口污蔑人。关于母亲亡故的原因,我将在后文述及。这里先说明几点情况。

◇ 江青召见许广平

  不错,母亲早就认识戚本禹。那是1962年初,她收到戚寄自中南海秘书室的一封私人信件,大意是他读了母亲的《鲁迅回忆录》,有一些感想,打算写一篇《鲁迅与群众》的文章,因为“毛主席说过,鲁迅是最平等待人的”。为此希望母亲提供一些材料,“我想拜访您一次,请您给我一些指示”。母亲对人一向是热情的,她答应与之交谈。戚来访的那天,我正在广播事业局上班。但事后知道,他就有关鲁迅研究提了几个问题,母亲一一作了答复,仅此而已。就这样,她与戚本禹算是认识了。戚的这封信至今还留存着,很简短,日期是1月14日。此后便再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1966年5月下旬,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正休息在家,戚本禹忽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来面谈。来到我家后,他只简单地传递一个讯息:江青要母亲立即到上海去。至于去上海干什么,他没有明说,只讲“到了那里就会知道”。并说此去逗留的日子不会长。他知道母亲有心脏病,让我陪侍同去,以便有个照应。我插问一句:如何请假,向哪一级请假?他回答说,请假的事,我们会替你办的。他回去不久,便送来两张当日上午的飞机票,我们就立即动身出发。

  从上海机场出来,便有上海市委交际处的人来接,汽车一路开到了锦江饭店。房间似乎早就定妥,是远离旅客的第10层。客房为单间,放有两架单人床。接待的干部交待:不要下楼、外出、打电话。吃饭自会有人按时送到房间来,每餐都在房间里吃。临走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可以打电话给他。

  打从接到通知,我们母子俩就一直处在满心狐疑之中,因此到了饭店,母亲就和我猜测,到底召我们来做什么?为什么那么急迫?又弄得如此神秘兮兮的,竟连房门都不让我们迈出一步?好不容易忐忑不安地挨到傍晚,那人来通知,让我们到楼下的锦江小礼堂去。他把我们领入落座后,便即告退,这时忽见这空旷的窗帘密封着的大房间里端坐着一个人,她就是江青。

  江青开口先道了辛苦,随后突然问我母亲:你要不要给鲁迅伸冤?我听后吃了一惊,并从母亲表情中看到,她也对这句话大为震惊。江青接着说:你们把笔收起来,不要记录,这次请你来,是让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本来想想算了,由你去了(我当时想,这大概是你们虽然无可救药,但是还给个机会之意吧——海婴注)。你回房间去好好想一想,不要害怕,有什么冤屈都写下来。什么时候写好,交给工作人员。接着笼统地讲了几句形势。还说我们这次被召来上海,中央是知道的。我们一头雾水,丝毫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心里又紧张,也不敢提问什么。末了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不要出这个楼,不要找这里的朋友,外边不安全,也不要向外打电话,这件事对谁也不要说。交待过这几句,便起身送我们走了。

  母亲和我恍恍惚惚地返回房间,晚餐送来了,但我们自始至终不知在吃些什么。饭后,母亲跟我说:父亲在三十年代是有气的,这些都在他的文章里表达出来了。他的病和死,我们是有疑问的,连叔父周建人一直也在怀疑。只是讲到“冤屈”这层意思却又从何而来?不知道江青所说的“冤屈”究竟指的是什么?又是怎样程度的冤屈?真是难以捉摸!这天晚上,我见母亲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有睡好,想必是整夜在搜索枯肠吧。我理解母亲的苦衷,虽然她内心不愿意,但是既已应召而来,看来不交出点什么,是断乎过不了关的。

  第二天上午,工作人员送来四份中央文件,说是只准看不许摘抄。文件之中记得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母亲和我急匆匆地读了一遍,除了觉得江青所讲的形势原来都是文件里的内容,还仍然如在云雾里弄不清底细。只觉得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要紧学紧跟。但这些都不及细细捉摸,眼下最重要的是回忆和写出材料来交卷。母亲经过一天苦苦思索,叫我铺开纸,由她口述我记录,就这样边忆边写边擦汗,搞了一天。到晚上,母亲疲惫地擦拭着额上的虚汗,表示再也挖不出什么“冤屈”来了。我又不能帮她什么,只能暂停休息。随后,母亲将我记录的稿子拿去修改,直到深夜才完成。次日由我誊抄,成稿10页。材料前附了半页给江青的信(短信括号里的字是我添加的,得到母亲的认可):“感谢您借给我阅读的(四份重要)文件,现在看完了(懂得不少事,真觉得必须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特此奉还。这几天有关三十年代的前后回忆了一番,搜索枯肠,只记得了这么一些(没保留写下),不知能供您参考与否?若有不妥处,希望把意见指出,以便修改。”

  母亲把这份材料封好交给工作人员,同时向他提出要上街走走。离锦江饭店仅几百米的霞飞坊,是我们曾经住过十几年的地方,而且至今我妻子的父母兄妹仍旧住在那里,怎能到了上海而不去看望呢!说到不安全,我们想不通会发生什么事。中午有了回音,只允许到友谊商店去购物。无奈,我们在一位交际处管接待的女同志陪伴下,也可以说监视下在友谊商店二楼逛了一圈。里边冷清清的,只有几个“外宾”在购物。这大概就是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吧。母亲买了一块广东香云纱衣料,我给妻子挑了一件雨衣,不敢多逛,便匆匆打道回旅馆。

  隔了一天,又通知见“首长”。仍是这个地方、这个阵势,边上仍然没有旁人,空空荡荡,只有江青在座,她开门见山讲:“材料看了,时间嘛已经过去很久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也许你知道得不多。那你马上就回去吧!我叫人去买飞机票。这次来上海不要告诉别人。”

◇ 对成仿吾谈话的看法

  在这风平浪静的1966年5月,我们母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预感的情况下,急匆匆而神秘兮兮地去了一趟上海,领受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对于母亲奉命写的这份材料,我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此中的是非曲直,我不想多说什么,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结论。而对于我来说,重读旧文,感慨万千,不禁又忆起当年母亲苦思冥想时的烦难和无奈。

  从这次神秘的上海之行后,我发现母亲有些变了。在去之前,她似乎也感觉到政治形势逐渐变得不可捉摸,却又什么都不知道。她虽是党员,又有人大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显赫头衔,但能让她接触的中央文件却不多,平时只能通过报纸和大参考来了解形势,有时还靠“马路新闻”来补充。她内心只有一条:虽然自己年老多病,仍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时时事事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因此,尽管那时她的心脏病已很严重,但只要心率稍稍正常,心绞痛和缓,便要拿起报纸来看,重要的段落还要亲自加以抄录。她常常独自默默地在想着什么,说话似乎也少了。另外,也许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她还重抄了《风子是我的爱》等两三篇文章(直到她去世前的1968年1月21日,母亲才向我们透露,这篇《风子是我的爱》,是她向父亲的定情之作,她解释说:风就是快、迅,指的就是父亲鲁迅——海婴注)。

  同年7月初,有一天全国妇联接待室来电话说,山东大学四年级的学生王永升等几人,要求面见母亲,了解她对成仿吾的看法。他们提了这样两个问题:一、对成仿吾的看法,你在《鲁迅回忆录》里和现在有性质的不同,为什么?二、1958年你与成仿吾的谈话内容。

  事情的起因是1959年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访问山东大学时,有一份成仿吾校长的讲话记录稿。当时彼德罗夫问他:革命文学争论时期,杜荃(即李初梨——海婴注)等人为什么要猛烈批评鲁迅?成仿吾回答说:鲁迅是老一辈,创造社是后一辈,彼此有些矛盾。我们对鲁迅不满意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皆抛离广东,而鲁迅却前往广东,他是被朱家骅利用,做了广东大学的教务长,这是他落后处。直到他后来发觉,才回上海。太阳社“左”得厉害,创造社态度比较中间,李初梨批评鲁迅针对的仅是鲁迅留在广州这件事。

  “当时与鲁迅进行理论斗争是有的,但与鲁迅对立的是太阳社,鲁迅把我们和太阳社混为一起了。一九三一年鲁迅说我们是流氓(我们皆已入党),这是错误的。但从那以后,鲁迅转变了,对我们很好了,一九三一年底,我从苏区(湖北打游击)到上海找党中央,鲁迅帮助我们找到党中央,见面很高兴。去年我见许广平,向她感谢鲁迅的帮助,许广平说:‘鲁迅的错误很多’。”

  对于成仿吾的这次谈话,尤其是向外国人士这样讲,引起了学生的疑惑,为此,希望从母亲那里得到澄清。

  对于这种事关历史真实和父亲名誉的大事,母亲理所当然有权予以说明。

  她的答复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鲁迅从厦门写信给我(当时我在广州)说:其实,我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联合战线,更向旧的社会进攻。当时,鲁迅因为‘三·一八’运动,被北洋军阀追捕,离开北京不久,他急于寻找战机,联合战友,才想到广州去参加战斗。因此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从厦门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但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开始大屠杀。鲁迅当日不避危险,参加紧急校务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他就坚决辞职,表示抗议。成仿吾说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后才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是篡改历史,有意诬蔑鲁迅。我在北京见到成仿吾时,的确提到这件往事,那是我向他打听:他是否秘密地到过上海?他证实了这件事情,并且说明他是通过鲁迅才和党接上关系的。当时我并没有说过什么‘鲁迅也有错误’这一类的话。”

  可以看出,母亲的回答仍旧心平气和,仅是据实说明真相而已。后来山东大学的学生将之作为批斗成仿吾的炮弹,那是母亲始料不及,也是她不愿看到的。

◇ “文革”中的波澜

  事实上,在“文革”中,母亲一直关注和同情李初梨的遭遇。当时我们住的景山前街7号与李初梨隔壁相邻,得知李家遭到抄、砸,破坏严重,她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同时也开始为自身的安全担心,和我商量怎样避免红卫兵闯进我家来造反。按当时的风气,惟一的办法就是高挂、多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因此一时间,我们家里的镜框都覆盖了毛主席语录,家里的“四旧”属于我的不少,为了避免讲不清惹来祸害,遂将我日常摆弄的那些无线电零件、电子管、外国古典音乐唱片统统交给我的大孩子去砸。叮叮当当敲了半天,统统砸成碎片才罢休。还有孩子们喜爱的小人书、连环画册和外国童话故事书,全卖给了废品站,为此他们伤心了好几天。院子里原来种着好些耐寒花木也统统挖掉,改种向日葵、玉米和蓖麻。每逢母亲要外出,我们怕她年老遗忘,总要检查她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是否佩戴端正,“红宝书”是否放在随身小拎包里。这是家里人谁都有责任做的检验工序。我们临街的大墙原来光秃秃的一色青砖,没有大标语,我们怕革命警惕性特高的红卫兵产生怀疑,冲进来责问,就赶紧去买红色的油漆,刷了“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心里才踏实下来。

  在这惶惶不安的日子里,母亲的身体愈加衰弱,经常心率过缓,心绞痛频频发作。不想就在此时,被造反派夺了权的北京医院,竟将她的医疗关系,跟领导干部和所谓“资反分子”一道驱逐了。她被转到设备较差药品供应又不多的北大医院去就医,以致后来造成令我悲痛终生的后果。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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