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鴉片戰爭到「芯片戰爭」的歷史和文化邏輯



梁京

中美貿易談判的前景不容樂觀,將來無論是發生冷戰、熱戰還是網絡戰,「芯片」都會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因此,未來中美或中國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戰爭,不妨也可稱為「芯片戰爭」。當然,取名「芯片戰爭」,也是因為中西文明面臨再次攤牌的前景,令我不能不想到180年前發生的那場鴉片戰爭。

中國人一直堅持鴉片戰爭對現代建國的重大意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國不道德地利用其軍事優勢來解決當時的貿易爭端,打開了大清的國門,也啟動了帝國的解體過程。不過,直到今天,了解實情的中國精英也仍像孫中山一樣,都不想讓國人明白,當年林則徐「未根據條約,不知公理之野蠻舉動」(孫中山語),也是「釀成莫大禍事」的重要原因。

近兩個世紀過去了,世界和中國經歷了巨變,中國在美國和西方的幫助下,不僅擺脫了孫中山、毛澤東選擇「走俄國人的路」所陷入的絕境,而且迅速地回歸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然而,令許多西方精英沒有想到的是,在鴉片戰爭近兩百年後,西方文明現在又不得不準備與中國打一場「芯片戰爭」。

最有諷刺意義的就是,「芯片戰爭」要解決的實質問題,和鴉片戰爭要解決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那就是按照什麼原則來發展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與合作。西方文明相信唯一正確的原則應該是對等(reciprocal)的原則,而現在中國的當權精英則像當年大清的當權精英一樣,發現這個原則與中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不能兼容。也就是說,中國的當權精英認為,如果按照這個原則,無異於要求中國解構自己獨特的政治秩序。

在中美貿易談判前夕,中國權力和文化精英「重新發現」的文化自信和自覺,向西方做了一次非常坦率的直面表達。根據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的報道,中國當權精英明確告訴西方精英,「中國需要強大的中央統治」,也就是說,他們不能想像有任何其他政治秩序,在中國能替代中央集權的政治大一統。由此得出的推論,就是中共會像歷朝統治者那樣,不惜任何代價「保江山」。這就為中國與西方的「芯片戰爭」打下了底色。

正如《鴉片戰爭》一書的作者藍詩玲認識到的,中國權力精英的這種信念或信仰,與國共兩黨不擇手段、不惜國民付出巨大生命和國土代價實現大一統的方略終獲成功有直接關係。這個奪權和統治的血腥經驗製造了無數人間悲劇和慘案,沉重的歷史罪責不僅限制了統治者的選擇空間,更限制了政治精英的變革想像力。

在西方文明看來,深深受惠於與西方合作的中國,在重新強大之後竟擺出與西方「搏命」的姿態,不僅是忘恩負義,而且不可思議。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為了維護和重建大一統,死於自我殺戮的國民不知超過死於外敵之手的國民之幾何,為什麼中國精英對此仍毫無反省能力?如果說,當年英國人發起鴉片戰爭確有因利忘義的成分,那麼,今天美國和西方文明發起「芯片戰爭」,則有了不得不為的充分理由。因為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傷害乃至毀滅西方和整個世界的潛在能力。雖然中國精英告訴西方人,中國對征服世界並無興趣,但西方文明的經驗令他們相信,如果聽任別國人民被任意奴役,他們自己也將會失去自由。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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