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美国空军的情结

阿谅注:

作者是我的二姑父,此文极有史料价值,那时的年轻人利用自己所学投军报国,打完仗就退伍。他的父亲是银行家,他本人是绝对的富二代。在上海日本人没有祸害他们,但他也要千辛万苦到国统区去求学,一有机会就义无反顾为国家服务。现在的富二代没法和那些民国的精英比,人家是品学兼优的富二代,我的父亲梁定中医生也是这样的人,那些人真爱国。

我另外一个姑父邓福弼也是国民党空军的无线电专家,当时潜伏在上海为飞虎队发送军事和气象情报,报告轰炸效果。也是打完仗就退伍,但因为是国民党空军的有军衔,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后来我的姑父姑妈都很惨,那个姑父还坐过牢。据说陈香梅在中美建交后访问中国,邓小平肯定了美国飞虎队对中国抗战的贡献,陈香梅说:我们的人还被你们关着呢? (大意)因此才被落实政策,这些人其实是中国的国家英雄。

所以说美国人太蠢,管中国的这些事,现在弄出一个举国反美的仇人。
国民党人也是愚蠢,攘外必先安内,要不就学张学良,都当千古功臣。
蒋介石是:于国有功,于民有过,于党有罪!给人连锅端。
汪精卫是:于民有功,于党有过,于国有罪,于是成了汉奸。
毛泽东是:于党有功,于国有过,于民有罪,因此是人民的大救星。
 

怀着虔诚的敬意,在我垂暮之年书写这份回忆,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WWII)年代美国空军部队(SAAF)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战场(China Theater)这块偏远的地方协助作战的一段经历。同时,也想把1943年到45年发生在四川成都西南角匆忙建立起来的抗战时期内陆最大空军机场(这是指跑道最长可以降落B29重型轰炸机)内鲜为人知的一系列事件作个注脚。我将按时间的顺序将我亲自接触到的点滴历史写出来。

1942年到1943年,我还是个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正跨入第二学年的大学生。那时日寇已侵占了我国沿海许多大城市。在校中我发觉许多同学悄悄地消失了,许多宿舍人去楼空。我一打听,原来这些同学都退了学,投奔到自由区去了。我也悄悄办了辍学手续,拿着限时可以复学的证明,告别了病中慈母和年迈的父亲,冒着一切危险,独自从上海经杭州、桐庐后,渡过日寇的封锁线奔向当时国民党自由区。目的是到重庆求学。一路上有时步行,有时搭乘撤退中的军车辗转经由桂林,贵阳到达了重庆。一路上的辛苦不必细说。行程中危险来自头顶上不断来袭的日机。似乎我每到一地,日机也跟踪而至。这一条路正巧是国军撤退日军紧追不舍的路程。在浙江,广西,四川我不只一次看见来袭的日寇轰炸机,三架一组在极高的天空缓缓飞行。当时我军缺少空军,只得任其肆虐。

我到达重庆后始知由沿海各地内迁的教会大学集中在昆明,成都两地。我只得再度跋涉,爬山越岭去到成都。到达成都华西灞,知道已有金陵大学,金女大,齐鲁大学还有燕京,辅仁等校的学生都拥挤在当地的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的一片校舍内。诸校已过了入学期,我几经周折才注册进了齐大插班二年级。就读不到两学期,那时抗战情况更趋严峻,日寇紧逼到桂林,成都重庆不断遭到轰炸。每逢警报拉响,学生们纷纷躲到校院外农田中的防空壕中(平地上挖出一个人身高,可容两个人侧身而过的狭长W型壕沟)。这种防空壕可防弹片飞来,但如头顶上炸弹飞来只能上帝保佑了。这已是1943年终快到1944年了。美国陈纳德将军Gen Clare Chennault带领的第十四航空队(即著名的飞虎队)已来到中国的大后方。地处成都西面及西南方的几个机场已在动工。大批美军人员,物资源源而来。一天,校长委派一位高年级同学问我是否愿意去为美国驻军任义务翻译。为的是协助美方人员与中方之交流。我只犹豫了一下:学业学分怎么办呢?但随即我决定了,为了抗战为什么不呢?我一答应,当晚在校长前与一位美军官谈了一阵,次日一辆JEEP就载我去了第一个工作的机场——彭山战斗机场。从那时起,我的命运就和美国空军拴在一起了。

使我兴奋的是我看到,并接触到大批的美战斗机及驾驶员还有配合空中作战的地勤人员。我与他们同吃同住在一起。那里扎着一排排墨绿色的帐篷,每个帐篷住三到四个人。官阶高的,只住一两个人。我到达时已有三个翻译,也是来自其他教会大学的。我就和他们同住一个帐篷。他们的工作是带领一批民工。我一个人在基地为百多名美军与中方派来的工作人员做传话的工具。一到上班时军车齐出,有时去机场,这也是我首次如此接近美空军P-40型战斗机。

在此我插几句。我从小就爱飞机,玩具中最爱飞机。弹弓弹出的飞机,铁片搭的飞机都爱。在抗战初期时,一二八,八一三这些战事中,中日战机在上海上空激战,我与家人经常爬在屋顶上紧张地看着。一再为我国健儿欢呼,还买了不少印有中国飞机的小照片。上海沦陷后再也看不见中国的飞机了,所以难怪我那时在如此近距离看到这些来助战的美国飞机是多么高兴了。

在我初到的一段时间,机场上排列最多的是P-40型(Warhawk机族)飞机,该型机的驾驶员很多来自Volunteer (AVG) 志愿军。自从1942年7月,AVG编入正规十四空军大队。他们月薪仅600美元,每击落一架日机获500美元赏金。同时在飞机机身上画一个日本旗。43年到44年初在我国后方上空与来犯敌机搏斗的都是这种型号的战斗机。

P-40是Curtiss公司产品,在珍珠港被袭时,损失最多的战斗机就是停在机坪上的P-40。该机的机头上绘有一只张开大嘴的鲨鱼,两只突出滚圆的大眼睛以及满口闪闪发光的血色尖齿。该机装有六支0.5吋(12.7mm)机翼机枪。升空高度18,000呎(5500公尺)。从41年到43年P-40是最广泛参战的机种。在中国战场上多达100架加入十四航空队,在战争中美国共提供给中国377架(P-40E型及P-40N型)美国总共生产P-40也只有1682架。

对待这个机种,各方看法也不一致。美军AVG中一位空军王牌AIR ACE叫David Lee 就说过;有人过高估计了日本的空军,而把P-40贬低了。这些人根本不懂,因为我们从不和日机比赛向地面俯冲(Dive), 他们的确可以突然拉高转到你身后向你开火,可是,在低空和中空的高度上P-40的灵活机动性绝不比日本鬼子(JAP)差。况且,我们机身的装甲厚重,又有先进的‘自动补漏油箱’。活力比日寇强。两支0.5英吋,后螺旋桨空隙中射出的机枪,加上每付机翼下装有0.3英吋(7.62mm)机枪一共六挺。飞机巡航每小时450公里。

WWII 二战中多数空战SAGA(即可以列为美谈的英勇作战事迹)都产生在P-40一系列的战况中。例如1941年12月20日(即珍珠港事件后十四天)一群驾驶P-40的AVG健儿一口气击落日机六架。同年圣诞节,Duke Hedman,当时的王牌飞行员与十八个同僚在与来侵的日机全大队作战中击落来机三分之一,P-40无一损失。还有一大串事迹,就不一一细述了。

当我被分配在彭山机场时,美军负责军官名叫Lt.Pinochio(这个名字使我想起美国影片中一个小木偶人,他说谎时,鼻子便会伸长)。我与他共事不久,他便被调动,接替他的另一名尉官叫Lt.Stedman(我在此文中引用的人名全是真实姓名,可以作史实去考证)。我工作地点有数次调动,一次调往邛崃机场,后来又去双流机场,在这两个机场中我更接触到不同型的战斗机。除P-40型外,又有P-47型,P-38型。

P-47型是战斗机加上可用于轰炸两用机种。名叫Thunderbolt雷霆式,后三点着陆,可载一千磅炸弹,从太平洋战区调来支援P-40型的。

P-38型Lighting闪电式是个双身体型,闪闪发光,身细苗条的前三点落地战斗机。我初次看到它降落滑翔到机坪时,觉得耳目一新。这以前看到的都是机头粗大,图像狰狞的战斗机,想不到还有如此纤细夺目的。它的特点从资料上知道它比P-40更优越。具有高空俯冲性能,特制的付翼使高空翻滚作战得心应手,更有电力操纵俯冲付翼能控制俯冲时气流稳定。

我相信许多华人看过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这个指挥攻击珍珠港的罪魁祸首就是被十多架P-38俯冲扫射把他的座机打得燃起熊熊大火,栽在太平洋岛屿上粉身碎骨,尸骨不存。

以上三种机型在我到过的机场上都露过面,在44年与进犯的日机空战中立下了历历战功。

当44年进入下半年时,日机频繁的轰炸引起盟军更大的焦虑。不久,又一批高性能的战斗机P-51型调到中国战场上来了。它的首次露面即使我惊喜一阵。那天我正和几个美军补给官在机场跑道边说话,忽然三架尖头飞机从头顶上方掠过。离我们头顶似乎不到两公尺左右。我们被它吓得蹲下身子,身旁军官还骂了一声。后来从资料得知,这正是此种飞机的特点;超低空扫射攻击,是对付地面坦克和步兵的杀手。又是长距离保护轰炸机的保护神。这个机型大批调来中国后方,从这以后才真正有了制空权。

那时我已从战斗机场调到当时最大的轰炸机场——新津重型轰炸机B-29超级空中堡垒的基地司令部任翻译了。坐落在机场中心旁一个不起眼的三间连接的平房就是指挥成都区整个战区的司令部指挥所。这个平房中靠左一小间是司令员办公室,中间最大的一间是十二三个文职人员的办公室外加右边一间私人办公室。提及这个新津机场,最使人叹服的就是它的这条跑道。这个机场是为降落当时最重大的轰炸机而建造的。跑道的长度和其它技术要求很高。在当时的四川,条件落后的偏僻乡村困难可想而知。据当时报章透露;一下子动员了百万计的民工,硬是用人力代替了机器,把这条超长的跑道建成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压路使用的石滚,高有一层楼似的一个大圆柱形石柱,用两条绳索,千百个民工拉着来回滚压,日日夜夜奋战了不知多少天,才压成了这条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唯一的一条可降落超级空中堡垒的大跑道。这种毅力真可媲美埃及建造金字塔的百万计的民工了吧。(五十年后,这条跑道仍然留在新津,巍然不损。听说被农民当作了晒谷场)。我在1944年被调进新津机场一直到日寇投降后才离开。

新津基地司令部的这座平房内,任翻译工作的仅我一人。司令名叫Colonel(Col.) Kenneth Hodges。另一位官员叫Majcr Gregg。做具体工作的军官是Capt.Arthur L.Slocum, 也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是司令部的Adjutant Officer即副官。他座旁坐一军士是带着三条臂章的masters上士名叫Louis。这几位官和军士都待我非常和蔼可亲。Slocum教会我写军用公文的格式,称谓和缩写等。司令员是个脚腿有疾的半老年人,行走要用拐杖但开他的专用Jeep则不需旁人。车上有他的军徽;一颗白色多角星。我在司令部中工作是口译,笔译兼打字。那时中国军方来的军官或下属人员要见美方的人员都由我作传话工具,工作较繁忙。司令部要签发出去的文件皆由我打字后由副官签字发出。从那时起,B-29空中堡垒已在中国崭露头角了,它是成批由印度飞越驼峰而来。停留在新津极短时间即飞往中国沿海执行任务,也执行远至日本本土的轰炸任务。在44年整个一年中,以及在45年的前八个月中,这批数量庞大,能在四川直捣日本然后飞个来回的重型轰炸机,确实在战胜日本的二战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B-29型机初来的一段时候,还缺乏护航机,他们起飞的时间一般都在清晨四点左右。我的住处是一个帐篷,设在机场跑道一端约五六十米远的一块地方,旁边也有几个帐篷,住着美军军官和士兵。当B-29启动发动时,它的四个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然后一架连着一架起飞。全部起飞后这一天就冷冷清清,大家都在等候他们回来。一直到夜色苍茫的上半夜,十七八个钟头过去了,才期待到这些空军战士零零落落一个个飞回。有一点未损伤的B-29, 吼着降落。也有的机翼歪斜着,一只螺旋桨不转了,靠另外三支发动机拖着飞回。那时,机场上就忙着接回他们。救护车上人员把受伤的战士抬下,包扎,进行紧张地手术。救护人员要一直等到全部飞机一一飞回。这一段时间我才真正目睹了血肉纷飞的战争残酷。

这时候,司令部的工作也更加繁忙,我一个人也应付不了。副官Slocum 一天对我说:有没有办法再介绍一位同学来一起工作。我想起正在成都的一位圣约翰大学同学叫董绍程的,就通知他来新津。他应招而来,见到Capt Slocum后就立即安排在司令部与我一起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我们一起调回上海。

在新津基地,我看到的飞机种类增多了。最主要的要数B-29远程去轰炸中国沿海的日本据点。往返在十七八个小时,由于没有护航机保护,往往遭到日机围攻。B-29虽有机枪和两座机腹下的炮台,但遭到群机上下围攻时,仍难于招架,那时损失较多。在44年下半年,大批P-51型调到中国后,形势立即转为对我方有利。就我在新津的感受更能说明当时的战况变化。在我的记忆中,前阶段无护航的B-29返航时,曾经遭受尾随他们返航机而来的日寇轰炸机群。这些日机狡猾地远远跟随B-29机来到新津上空,投下一串串炸弹。那时我和机场里的美军人员都在警报后躲到机场外的W形防空壕沟中。机场熄灭灯火,漆黑不见手指。可恨的是,机场四周却有汉奸,向天空放爆竹(似乎像过年时放的钻天鼠向上直升的炮竹),用来给日机指示机场的位置。

我们机场一面要点亮跑道灯以便等待疲乏归来的B-29机群,一面又要防止日机轰炸。日机轰炸造成的坑我亲眼见过;如一只大面盆的大小,不算大,但数量多,落在跑道上的则危害极大,必须立即抢修,否则影响次日飞机的起飞。在抢修的间隙中,B-29仍不断起飞,远程来回执行任务。飞机上除去携带大批量的炸弹外,还带着散发给我国沿海老百姓的传单,叫市民远离日军的军工厂,发电厂和飞机场。(战后我回到家里时,家人告诉我说:上海人一听见飞机来轰炸兴奋的不得了,而且百姓居住区都太平无事)。可见美军的炸弹是有目标的,不是乱丢的。

有了P-51为B-29护航之后,B-29的损失大大减少。美军称P-51是B-29的守护神。1944年十二月八日一大群P-51型机各自带着500磅炸弹袭击了驻扎在香港的日寇,这是盟军反攻的第一个讯号。1945年二月十九日,B-29大队在P-51机护航下前往日本的Iwajima岛轰炸,配合地面部队一举占领了该岛,并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从此这条线路不再是日机独霸的天下,而是盟军钳制的天空了。在文献中P-51被誉为二战中足以“左右战局”举足重轻的战斗机种,是名副其实的。

P-51型野马式装有三吋直径的火箭炮筒,并装有0.5吋白朗宁式机枪六杆(B型四支)。它另一特点是机身瘦小需油量少,灵活性高,远胜日本零式战机。在44 年后无数次空战中击落日机之多,用事实证明其作战能力之强。在美军文献中写道;在大批B-29的机翼下有了P-51的护航,可以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实施精确致命的打击,是二战后期迅速克敌制胜的因素。

新津机场是日寇最惧怕的一个据点,它处心积虑想来破坏。除了派遣汉奸外,它还不断派遣飞机趁黑夜的掩护来偷袭新津。在1945年初这种偷袭防不胜防。

终于有一天,新津机场来了一架美军战机。这架飞机外形很怪,浑身墨一般漆黑没有反光。悄悄滑停在机场一隅,有一持枪士兵防守。它具有双身体,和P-38型相似,两个机舱一个比一个高。下来三位空军军官每人都带着深色麦克阿瑟将军用的那种太阳眼镜,穿着深棕色皮夹克。背上都有一块正方形字牌,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原来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秘密武器——P-61型黑寡妇(Black Widow)战机。

嗣后在文件中读到这是装有雷达的夜间战斗机。它可载三个战士,(驾驶员一名,雷达手一名和炮手一名)装有四门20mm机关枪,四门0.5吋(12.7mm)机关枪,机腹下另具两门相同机枪。共有六架黑寡妇机分配给内陆相距较远的六个机场,各区管一架为的是互不干扰。

这架飞机来新津后,停在机场一隅,不露声色。稍后几天,日机又利用黑夜掩护飞来大批轰炸机分袭自由区后方的机场。就在这一夜,来袭的三四十架日机在夜色濛濛中被这六架黑寡妇逐一击落,无一生还。次日我国报纸头条新闻大标题就报导了这个日寇战机全军覆没的消息。振奋了多少人心!

从该日后,日机再也没有来空袭过新津机场,我也再没有进过W型防空壕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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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先生和妻子1952年摄于上海

1945年四五月份那段日子较平静,B-29机还是依旧不断地起飞,执行远程轰炸。我和同事也习惯了在轰响的起飞发动机声中安然睡觉了。一天早晨天刚濛濛亮,我在帐篷中正做梦。忽被一声异常的巨响惊醒,吓得坐起来。声响之大如天崩地裂,一股带着火焰光亮的气流冲进帐篷。许多人已奔了出去,我也拉起衣裤跑了出去。只见跑道末端升起一股黑烟和火光。一问才知道;一架起飞的B-29不幸未能在跑道终点起飞,而致前轮陷入泥土中使机身翻倒引起爆炸。立即救火车,救护车呼啸而致,我们全部加入了救援行列。火焰被扑灭了,但机上全体人员不幸死亡。这一天机场上人来人往忙得不得了。 最后我见到死亡的战士被装入黑色的包包, 分别系上他们身上取下的身份识别牌Dog Tag。

没有葬礼,没有鲜花,随军牧师低着头站在一排黑包包前默默低诵着。连着数天,大家闭口不谈此事,但人人心中都似堵住一般的难受。机场中没有了昔日的笑语声,饭厅里用餐的人也是默默地进食,一片沉寂。

我亲眼目睹了这场悲剧,“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正是此时此刻的情景。再想起这些英雄们的眷属,还在盼望着他们归去呢!天啊,这是何等凄惨!这件悲痛的事件已过去七十年了,但在我记忆之中仍历历如在眼前。

关于B-29还有一件事引起当时内地人们的惊叹。这是发生在重庆市的一架B-29,不知为什么在飞抵重庆附近时出现了故障,必须立即降落。但附近没有可以容纳如此大型飞机降落的机场,最近的只有一个建在重庆旁嘉陵江中一个小小岛屿(名字似乎叫珊瑚岛)『编注:作者这里指的似乎应是长江中的珊瑚坝机场』上的小机场。怎么办?也许急中生智,机长立即决定;抛掉一切可以抛掉的重物,拼着生死缓缓向此一叶小岛降落下来。如天助一般,它居然稳稳地降落在如此短小的一段跑道上了。習日当地报纸大标题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安然降落在最小的民用机场”这条消息引起战时首都人民极大的惊喜。而在庆幸惊喜之余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它无法在如此短小的跑道上起飞了。如有日机来袭,怎么办?机长又急中生智说;立即拆卸!人多好办事,立即卸成一块块运了出去,幸好这些日子没有空袭,保全了这架B-29战机。

1945年后已能够遏制住日寇飞机的轰炸,原因是白天有P-51机在天空巡航,夜晚有P-61黑寡妇在黑夜中搜索,因此内陆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日机的蹂躏。到了德国纳粹一败涂地,希特勒自杀之后,抗战形势也一片大好。某一天Capt.Slocum对我们俩个翻译说;美军已在准备向前行动,更靠近日寇占领的大片中国领土的沦陷区。不必再在四川成都如此遥远的地方实施远距离轰炸了。司令部已打算首先移动一批人到前线中区作准备工作。问我俩能否随军先头部队去前线?我们一口答应,因为这是反攻的讯号。为了更近距离地驱逐日寇,我们能够参与求之不得,当然乐意。董绍程和我就动手准备,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可以上路了。可是等候调动的命令迟迟不来。后来Capt.Slocum向我们解释说;战争情况急骤好转,战争已近尾声,所以司令部认为不必再调动了。B-29的远距离轰炸已在日本连续开花,日本的军火制造工厂几近瘫痪。美军在太平洋区进展迅速,一切被日军占领的岛屿均已收复。东南亚的日军节节败退,日寇已四面受敌。美军在欧洲的胜利,使其能把全部军力投向太平洋战区,日军已山穷水尽了。

八月九日之后日本连受两颗原子弹,立即投降(日本只称终战,不说投降)。

接下来便是新津机场的收尾事宜,美军已纷纷回国。我们在Capt.Sloum手下做剩余物资的交接工作。点清交接的物资,造表打字。因为我们代表美方,所以仍由我俩做这些工作,报表做好由副官及司令签署后移交中方。Capt.Slocum也要回国了。临行前几天,他召集我俩,对我俩有始有终一贯的工作说了些肯定和感激的话。并交给我们每人一份工作鉴定兼介绍的推荐信。由基地司令Col Hodge的签字文件(这也是西方人对离职人员必有的习惯做法),然后又问我们有什么要求?董绍程和我说想家了,只要助我们尽快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别无他求。他立即答应。

当时在四川的下江人(四川人称我们的名称)千千万万,都急着想回到家乡,据悉长江向下的船票已排得满满的,飞机票更难买到“难于上青天”。

我有个在四川自流井姓王的同学来信说;实在弄不到下长江的船票,他打算买一只大号木脚盆,坐在盆中顺长江而下漂流到上海。他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岸猿声啼不住,脚盆已过万重山。他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买脚盆,联袂漂流而下?当然,这仅是他说笑话,但可以想见当时回家之路是多么困难了。

Capt Slocum一诺千金,次日一早就通知我俩说已与空军讲妥;我们每人坐一架C-47型运输机早上七点起飞直达上海龙华机场。

我记得是我先走一步,上了一架缺了一扇门的C-47,机上除正副两机师外只有我一个乘客,机中空空,只挂着一排降落伞。七点多一飞冲天,在极低的空中缓缓飞行。我从无门的机舱向下观望;只见四川的梯田绿油油,一块块,高高低低十分清晰。天和日丽又无风,所以地面上的人也看得清,只是小的如蚂蚁。掠过无数的田野,城市,湖泊,还有我乘的飞机的黑影子在地面上移动着。这些印象至今也仍在我记忆中栩栩如活动的电影。

飞了整整七个小时,下午二时降落在龙华机场。美空军司令部也设在此,司令员正巧就是Hodges上校。他见到我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极了。连他签名的介绍信也没有取出就派我到Block少校处去工作,地点就在龙华机场内。

董绍程乘的飞机也相继抵达,同样也立即分配了工作。

到1945年底我俩均想回到原读大学去继续未完成的学业,遂自动辞职,回到圣约翰大学。从1942年读大学到1948年才毕业。

我来澳大利亚墨尔本安度晚年已二十多年。平生最大的爱好是观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电影和纪录片。百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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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先生和爱犬在澳洲家门口2017

 

注:此文中的部分技术资料取自【The Encyclopedia of Aircrift of WWII】

 

Ted 姚,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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