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两语谈谈马克思的本相

鲍彤

他不是神仙,不是魔鬼,他是人。

生于200年前,1818年,的马克思是一位出了名的愤青。他天赋高,感情强烈。大学时代放浪不羁,离开学校后靠投稿和编报谋生。30岁时适逢中欧民族革命高潮,倾心同情低端人群的他,爱在无产者中交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共产主义者同盟。为这个刚刚成立的团体他奋笔疾书,独力(尽管和恩格斯共同署名)撰写了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宣言》。

这是一个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他雄心勃勃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人类的一切传统决裂——从所有制到意识形态,统统彻底决裂。他称当时正在形成的以机器工业为主导的社会化大生产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认定无产阶级应该担负为资本主义“掘墓”的神圣历史使命。

靠什么掘墓?靠阶级斗争啊!他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他酷爱斗争的狂飙,对社会的日常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和平发展不屑一顾。他认定,“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他所醉心的彻底,就是片面,就是走极端,说空话,发狂热。无怪乎他的东西后来传到中国,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头衔:“过激党”。

必须指出,马克思对自己的主张,也有过冷静的反省和深刻的批判。在狂热地呼唤“掘墓”之后的11年,即1859 年,他明确地毫不吞吞吐吐地公开地表态,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振聋发聩的理性的论断,发表在他的学术论文《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个深思熟虑的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他在《宣言》那篇急就章中那些不成熟的但是很能迎合“革命需要”的豪言壮语。这个严肃的结论的真理性,已被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所证实。它本来可以起防止20世纪以来一系列历史大悲剧发生的作用,但这无异于要了高举“马克思主义”红旗以夺取一本万利的统治权的革命政客们的命。

马克思自己也不坚定,摇来摆去,遇到时局动荡,他积习难改,常常情不自禁地亢奋不已。尽管如此,他对革命的作为,也就是呼风唤雨指手画脚而已。他喜欢喋喋不休地和“战友们”争论,以致奉他为“灵魂”的第一国际最后只能迁出欧洲,无声无息而终。很难说他生前对19世纪的欧洲的正常发展起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正面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对全世界全人类了。

在学术上,他最自负的,莫过于“剩余价值”和“无产阶级专政”二者了。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两个东西的伟大的或渺小的,正面的或负面的,学术的或实用的意义。只需要指出一个小小的时间差:在写宣言时,他脑子里还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哩。

顺便谈几句恩格斯。恩格斯比马克思冷静,理智,客观,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但是他对马克思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他有一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使人以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摆脱了空想,成为科学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唯一根据,其实只是当时十年一次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根本无法理解社会在和平发展中能够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至于所谓各取所值和各取所需云云,压根儿全是空想。虔诚如刘少奇,六十年代初就隐晦地喟然叹曰,新产品总不可能各取所需吧!言外之意显然是:新产品层出不穷,各取所需永远只能是望洋兴叹的空想,空想,空想!

屈指数来,马克思有三点令我神往:一,他同情弱者,同情而决不反动到迫害处在金字塔底的低端人口。二,他捍卫言论自由,无情抨击禁锢思想的所谓书报检查令。三,他认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是我的观点。你说呢?这三点,如果马克思真是对的;那么,请你说说,是谁错了?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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