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區的歷史、血淚與輝煌——專訪深圳作家陳秉安

 

以《大逃港》一書撼動人心的深圳作家陳秉安,現時正撰寫《深圳史記》, 要留下他對深圳歷史記錄;近日,陳秉安接受《超訊》記者專訪,詳談習仲勳如何結束持續三十年的「大逃港」,推動廣東改革開放內情,表示是深圳拉開了中國改革與開放的序幕,而不是安徽小崗村。

超訊May
《超訊》2018年5月號

改革開放40年來,深圳特區為中國社會的進步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今天很多人已經不清楚深圳特區的由來與發展了。4月10日,深圳建市以來的第二任市委書記吳南生去世,在他之前第一任和第三任市委書記張勳甫、梁湘,以及對深圳特區貢獻最大的習仲勳和谷牧,也都去世了。未來人們要瞭解深圳市的早期歷史,只能通過間接材料。而陳秉安,這位自1985年開始便定居深圳的湖南人,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突然發現,再不把他所瞭解的深圳歷史寫下來,等他這代人也逝去,那就更沒有人知道深圳源頭了。

現在是深圳作家協會副主席的陳秉安,早在1990年,就憑藉長篇報告文學《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謎》,面向全國讀者解釋深圳的崛起之路。幾十年來,他對深圳發展中的重要檔案與記錄進行了細緻的積累,也進行了深入和系統的採訪。2010年,他在香港出版《大逃港》一書,第一次把深圳河兩岸綿延30年、驚天動地、改變了幾百萬人生命與生活的「逃港」事件寫了出來。隨著《大逃港》的出版,更多的人也找上門來,向他講述與逃港有關的故事。過去幾年,他一直在醞釀寫作《大逃港2》。

正撰寫《深圳史記》一書

但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他決定先寫《深圳史記》,留下他對深圳歷史的記錄。他說深圳是他一生中投入最多時間的地方,30多年來,已把生命交給了這座城市,所以要寫《深圳史記》。《深圳史記》,包括深圳特區的由來、改革開放史記、建城史記、移民史記等等幾個部分。他認為深圳的改革開放,只是從1978到1997年之間。之後,深圳並無多大改革,所以他的史記只寫到1997年為止。近日,陳秉安接受《超訊》記者專訪。

以下是他的訪問記錄,我們以第一人稱的口述形式寫出:

特區怎麼來的?這個話題很多政治人物和學者都在講,但實際有些事沒說清楚,或者他們知道的見到的只是一面。我的情況有點特殊,就是1990年的時候,深圳市委宣傳部成立了一個寫作組,我就有參加,當時對改革開放有關人士,做過詳細調查。2000年的時候,特區成立20週年,又搞了一次,是現在的市委宣傳部長李小甘組織的,我們又做了一次調查。

為什麼說有些事當事人說的也不一定準確,因為從他自己的視角、自己的角度,可能不一定是全面的。現在改革開放40週年了,到了應該說清楚這些事的時候了。比如這個特區是怎麼提出的?這裏有個前後發展的過程。1978年、79年的時候,在深港邊界,綿延30年的「逃港」事件,這個時候出現了高潮。當時中央對這個事件很震驚,這是一個突出的政治問題。

這時候中央派習仲勳到廣東省任省委書記,到了廣東後,習仲勳首先想要把這個「動亂」事件解決了。所他第一站就到了寶安,深入基層調查。深圳當時叫寶安縣,縣委書記是方苞。習仲勳問方苞,為什麼這麼多人要逃啊。方苞也沒有說清楚,就帶他到沙頭角看。

習仲勳解決大逃港問題

因為沙頭角跟香港隔得很近,就隔一條街嘛。逃港過去的人,在街那頭把一些塑膠花,葉子啊、花瓣啊搞過來,交給這邊的農民去加工。比如把那些葉子和花插一起,變成完整的塑膠花。然後運過去,搞到香港市內,再轉到新加坡、台灣去賣。這種加工在香港,人工就很貴。在大陸,因為人民公社,幹什麼都沒勁,收入也低。這邊的農民參與這些加工呢,就可以拿到一份工資。一天最高可以拿到八塊錢。習仲勳到那裏一看,「這一天八塊錢,一個月可就比我還高了。」而且,有了這個收入,很多人也不跑了,就穩定下來了。老百姓把這些東西拿到家裏加工,這實際上就是作坊。這也是最早的來料加工。方苞當時之所以帶習仲勳去看,實際上是因為當時寶安縣內這類作坊已經全面搞起來了,但是方苞自己權限不夠,需要得到習仲勳的支持。

我反覆的說,中國改革開放最早開始的地方,不是安徽小崗村。改革開放的真正源頭,是在深圳。為什麼這麼說呢?習仲勳來深圳視察,是1978年的7月5號到10號,當時來料加工的家庭作坊,在深圳境內已全面開始了,就是逃港的人把一些原料拿過來加工。寶安縣縣委和老百姓都很支持。這是下面自己搞起來的,不是鄧小平下命令搞起來的,也不是他畫個圈搞起來的。為什麼這裏裡會自發搞這些呢?根本原因就是「逃港」,如果不搞邊境貿易,不讓農民多掙點錢,就留不住他們的腳,他們就會跑。所以寶安縣委才想到了這些辦法。小崗村的改革在什麼時候呢?那是大雪紛飛的時候,是1978年的冬天。從時間上來說,深圳的來料加工,比小崗村至少要早了幾個月。

我們不否定小崗村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貢獻。但實事求是地講,是深圳拉開了中國改革與開放的序幕,這裏不止有改革,也有開放。小崗村當然談不上開放了。這是第一個現在需要說清楚的問題。

鄧小平最早對誰說要辦特區

第二,鄧小平說要辦一個特區,這話最早是對誰說的?我採訪過谷牧,谷牧說這話是最早對他說的。我也採訪過習仲勳,習仲勳說這話最早是對他說的。習仲勳說,當時葉劍英到廣州來後,對他說,到了北京要直接找鄧小平,把你們廣東的想法對他說。應該說是在葉帥的這個觸動下,習仲勳在1979年4月,一次在北京開會期間,到鄧小平的家裏,對鄧小平說,我們那裏有很多華僑,也有一些有利條件,希望能夠政策給的快一些,搞一個出口加工區。但是名字還沒有確定。鄧小平順口就對他說,那就叫特區吧,而且陝甘寧也是特區。

谷牧和習仲勳都說鄧小平對他們說過這個話,這當然不是無中生有,很有可能是對兩個人都說過。但根據我的分析,對習仲勳,應該在對谷牧說這個話的前面。為什麼呢?因為這句話的後面,是「陝甘寧也是特區嘛」,這是面對面時很自然說出的一句話。對曾經擔任過陝甘寧邊區主席的習仲勳,鄧小平這麼說比較順理成章。是吧?

但是對於特區的想法,最早是誰提出的?也不是鄧小平。我做過研究,大約是1979年的2月,因為逃港太厲害,寶安縣召開過幹部擴大會議,研究該怎麼辦。當時幹部群眾都積極地提出來,要麼把政策放寬,要麼讓我們自由去香港。也有人提出新政策,就是劃出來一個地區。因為之前61年、62年在邊境曾經劃了14個公社搞開放,文化革命把這個禁了,群眾還記得,就提出現在可以把這個恢復過來。檔案有記錄,當時一個姓鄭的下層幹部,提出了「可以建個特區嘛」。這是「特區」兩個字最早見諸於文字的記錄。據我所知,在這之前,也有人提出來過特區,但是並沒有留在檔案裏,鄭姓幹部,好像叫鄭景平,這個人我一直沒有找到。

當時的寶安縣就是這麼一個氣氛,群情激昂,要麼跑,要麼就搞開放。政府也沒能力強控,所以一切就自然而然浮出了水面。在這麼個氛圍中,習仲勳知道改革開放對穩定邊境有作用,就去北京匯報,過程就是這樣。習仲勳在跟鄧小平交談中,很有可能說起過寶安縣的種種氛圍,所以才有鄧小平「那就叫特區」的話。

把逃港視為人民內部矛盾

習仲勳後來很快就調到北京了,但在調走之前,還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就是結束了持續30年的「大逃港」。怎麼結束的呢?我曾經當面問過他一個問題。我們見過不止一次面,所以比較順便。我就問他,「習書記,到北京匯報的時候,你怎麼就敢於說,如果廣東是個獨立王國的話,我們早就搞上去了。」這個是原話。他很隨和。他說:「小陳啊,你不知道,我們的認識也是逐步提高的。以前呢,逃港是被當成是敵我矛盾。我們做思想工作,教育大家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不好。但是抓起來不行,思想教育也不行,最後我們才想到要把經濟搞上去。」所以他把逃港這個事,從敵我矛盾變成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他對逃港做的事情,就是他1979年11月去澳大利亞訪問,從澳大利亞回來經過香港時,跟港督麥理浩會談。當時因逃港太厲害,中英關係又有所改善。習仲勳提出,以後的逃港者你們不要接受了,因為我們要搞改革開放,也需要人。港督也提出,逃港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受不了了。這一次會談,奠定了後來「即捕即遣」的基本共識。到了1980年,雙方正式簽訂協議,開始實施「即捕即遣」,這樣,30年的「逃港」基本就結束了。

改革也要付出代價

深圳特區建立起來以後,爭議一直存在。很多問題,外界並不知道。深圳既不是一塵不染,也不是特別糟糕。我寫《深圳史記》,會寫到「最初的腐敗」是怎麼產生的。這是因為舊的計劃經濟體制被打破,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在摸索中,於是產生了許多漏洞。最先去摸石頭的人,很可能就掉到水裏了。寫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只寫成功者,還有很多進了「籠子」的失敗者。他們中間不少人是在改革的探索中犯錯誤的。這裏有個人的原因,更主要是體制的原因。可以說,開始是探索,後來就成了腐敗。千千萬萬的錢從手上過,也沒人管,就拿一點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成了腐敗。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間,這是普通的教訓,這是歷史。

真正的改革開放,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那麼好聽,是很殘酷的。我舉個例子,深圳最早的建設者是兩萬工程兵,他們是最一塵不染的。但是在深圳這個環境裏,他們要競爭。如果沒有資金實力,又不懂像香港人那樣搞賄賂,就拿不到工程。拿不到工程就發不出工資,發不出工資老婆孩子就買不起菜。最苦的時候,工程兵的這些家屬帶著孩子去市場撿菜梆子,這是事實。不是要競爭嗎?競爭就要付出。就要有些人吃不起飯,就得過那種苦日子。有一個工程兵戰士叫胡興岳,他跑回四川臥軌自殺了。他死的時候,在身上藏著一封信,寫著人比人氣死人。深圳的崛起,絕不是表面上的那麼光彩照人,多少人付出了鮮血,多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才是真正的改革開放。很多記者,沒有真正的深入進去,都是以歌頌為主。

八十年代的時候,深圳在政治改革上,也有過很多探索。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了,比如說,當時有人提出,深圳可以發行自己獨立的貨幣,深圳也可以設立一個「總督」職務等等。深圳在政治改革上的很多探索,其實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我舉一個例子。

街對面教育了街這邊

改革剛開始的時候,沙頭角,街道的兩邊,兩種不同的狀況。對面的商店,開門營業,起碼有十二個小時。我們這邊呢,開幾個小時就不開了,商品反正有也好,沒也好,能不能賣也沒人管。反正是國家的大鍋飯,員工按時拿每個月的工資就行。香港那邊呢,商店是老闆的,不一樣。這個時候,深圳這邊就開始想辦法。不能對面總掙錢,而我們總虧錢啊。香港那邊的商店搞得那麼好,難道社會主義還比不過資本主義?這時候,有人就跳出來搞承包,就像農村的土地承包一樣。比如我承包了這個商店,我負責,每年上繳多少錢,剩下的就是我的。市委當時同意了。

這樣積極性很快就上去了。商品馬上就豐富了,營業時間也延長了,營業額大大提高。但是問題來了,以前這個商店有黨支部,現在搞承包了,是那個承包的人說話算數,那這個書記怎辦?當時就想了個辦法,黨政分開,讓書記兼任工會主席,搞組織發動,真正張羅經營的,就搞市場經濟。這是黨政分開最早的萌芽。街對面教育了街這邊。當時也不止沙頭角的商店有這個問題。這樣的問題,八十年代,在深圳很普遍。黨政分開,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我的《深圳史記》寫到1997年,之後深圳就沒有什麼可以寫的了。但這也不是深圳本身的問題,因為再改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了。

李永峰,《超訊》2018年5月號

激賞明鏡 1
激賞明鏡 2
比特幣激賞明鏡

3KAXCTLxmWrMSjsP3TereGszxKeLavNtD2
激賞操作及常見問題排除
推薦電視頻道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