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司法



犯案動機和阻嚇性,近來常常被法官提到。

在多宗案件中,犯案者的動機不被法官考慮,認為只能以行為判刑,動機不能成為求情與減刑的理由。僅以常識來判斷,這也是很奇怪的邏輯。如果動機不被考慮的話,那麼誤殺與謀殺為甚麼又有明顯的區別?2015年一名巴裔小販推跌一個食環署小販管理主任,後者腦部重創死亡;2016年這個小販以誤殺罪被判囚一年。如果不考慮動機,他是否應判囚終身?

阻嚇性,是要以判刑對社會發出訊息,以維護社會的秩序與安定。相信這會是一些地方司法裁決的考慮因素之一。但這只應該是公正司法的適量而且是微量的考慮因素,因為社會的秩序與安定,是整個社會的綜合條件構成的:如果經濟情況惡劣,人民求生無路,就往往不得不鋌而走險;如果社會政治腐敗、不公義的事頻繁發生,當「砌生豬肉」發生在某人身上,那麼就如十年前上海殺警案的兇犯楊佳說:「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那我寧願犯法。」

加重刑罰,施行嚴刑峻法,如果認為這可以對罪案起阻嚇作用,但其實是以司法介入政治,讓司法去執行政府的政治任務,不是一個司法公正的體制所應為。

最具阻嚇性的司法,是中共國過去不時實行的「嚴打」,也就是「從嚴從重打擊刑事犯罪」。大陸的「嚴打」有過幾次,其中最雷厲風行的是1983年鄧小平發起的「嚴打」。他向公安部發指示:「對於當前的各種嚴重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判決和執行,要從重,從快;嚴打就是要加強黨的專政力量,這就是專政」。在「嚴打」期間,各類案件一律從重從快處理。官方定義為「既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輕刑化』政策,刑罰又要總體重於西方」。據報道,在當時「偷一元錢判死刑」,「耍流氓」有判死刑、有判幾十年監禁。在1983年「嚴打」期間,一個王姓女子因與10多名男子發生性關係而以流氓罪被判處死刑,20歲的北京人牛玉強因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公正的司法,只應該按案件輕重依律依案例量刑,對社會有甚麼影響、發出甚麼訊息,那是政治,只能作參考,而不能作根據。若以司法來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那就不是法治,不是獨立司法也。

當阻嚇性成為判刑元素的極大比重,就是以司法作為政治鎮壓的工具。但實際政治效果卻是適得其反。因為當公眾不再相信司法公正,人心就更趨逆反,而人心不穩就是社會的亂源。

一位平時少談政治的年輕人昨天給我的訊息:「怎樣都好,我自己感到很困惑和不安。不明白為何一個非利己的行為可以換來如此不公平的懲罰。……我在想六年裏面,自己可以做到多少事。實踐自己的路,幫助我愛的人。然後,心裏會跟天琦的遭遇作一個比較。我知道這想法沒有甚麼意思,但對我自己好像是一個動力,去對抗不公平也好,為正義也好,去付出更多。」

這是天琦判刑帶來的具體效應。

李怡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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