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学者被举报,想到龌龊的长江读书奖

 

  前一段时间长江学者沈阳成了引人瞩目的人物,原因是学生举报他在20年前对女学生有性侵行为。

  对于这一事件,我只是个看热闹的“吃瓜群众”,所以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由于沈阳先生是长江学者,这就让我起了20年前轰动一时的“长江读书奖事件”。

  长江读书奖是由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捐资1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委托《读书》杂志承办的一个读书奖项。因为这种评奖活动在国内尚属首次,再加上奖金不菲,所以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界跨世纪的一件大事。

  出人意料的是,评审结果出来以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因是它的主要奖项,居然由操办此事的《读书》杂志主编汪辉摘取。这种违背起码的学术伦理和职业道德的行为令人不齿,也让人看出《读书》为什么会毁在这个人手里。

  又过了几年,汪辉涉嫌抄袭事件再次引起社会轰动,但后来却不了了之。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大概人人屁股后面都不干净,这样的学术界是不会抓住汪晖不放的。”但我以为,学术研究是追求真理的事业,如果没有一个“诚”字,说小点是制造垃圾,说大了是祸国殃民。

  想当年,有感于长江读书奖暴露出来丑陋,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远离评奖》。其中有这样的话:

  长江读书奖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说明内地的读书人太穷了,穷怕了,因此才把它视为大奖、重奖。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学术界还是没有规矩,因此才出现种种怪事。记得前几年讨论学术规范时,我和几位朋友就认为,倘若不从学术环境、学术体制和学者人格等方面着眼,而是仅仅从技术层面入手,要想改变江河日下的学风,只能是扬汤止沸、挑雪填井。这不,如今就连在公众心目中享有盛誉的《读书》杂志都把“大奖”授予自己的头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也许是修炼不够吧,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以为面对“评”字号活动,诸如评比、评选、评奖、评职称之类,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品位和追求。作为学问中人,倘若你对自己的选择真有兴趣,那就会对别人的品评淡然处之。在这方面,且不说国外那些敢于把诺贝尔奖拒之门外的大师们,单说国内,就是许多榜样可以借鉴。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教育部授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这本来是名至实归的事,然而汤先生得到消息后却很不高兴。他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如此学术自信,如此堂堂正气,真是让人钦佩。

  又比如,在今年第3期《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有李醒民的一篇文章,题为《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当回事》。作者说:当代“学人把形形色色的评奖和获奖看得很重很重,因为这直接与本人的位子、票子和房子挂钩。于是,……‘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悲喜剧”便在学术界不断发生。为了从事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借学术之名捞取个人实惠,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三不政策”和“六不主义”,其中有一条就是“不申请评奖”。

  我举这样两个事例,是为了强调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想通过评奖让世人承认你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这本身就是缺乏学术自信、缺乏独立人格的表现。因此,套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句俗话,我们不妨说“大奖之下也有懦夫”。

  从当年的长江读书奖,到如今的长江学者事件,证明了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当社会体制改革迟迟不能出台,各种腐败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学术腐败也会愈演愈烈。也就是说,评奖越多,学术净土被玷污的可能性就越大,学术人格被扭曲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以我认为,为了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为了学者的自尊和自爱,最好的办法是减少、甚至在一个时期内不搞评奖。如果这一点不能实现,有良知的学者就只能是远离评奖,以便在自己心中保留一份清净,保留一个自由思考、自由研究的独立的空间。(这段文字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略有改动)

  遗憾的是,我的这种想法被指责为过于理想化。现在的情况是,许多学界大腕往往在“我要生活”的借口下,去争夺各种课题和奖项,从而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地位。

  智效民,智话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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