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峰:愈被遺忘 愈需要毋忘

六四事件已過了29年。在香港,今年的紀念六四氣氛延續了近年的趨勢,逐漸變得冷淡。年輕人好像已因各種理由而不再重視六四;就算不少在六四時已在成長中或已是成人的港人,都好像覺得已沒有什麼值得紀念。

某程度上,這份漸漸的遺忘是可以理解的。多年來,就算親北京的本地建制派陣營都很少在這議題上說一些激發民意的話。他們大都沒有對死難者落井下石,至少願意承認六四是一宗悲劇,只是大家應該向前看,肯定一下中國近29年的發展。而事實上,中國縱使在人權問題上持續不堪,但在經濟民生上的進展是不容否定的(至於這些發展有幾多涉誇大成分,就是另一回事了)。另外,對於不少關注中國民主、人權的人來說,29年的確是一段足以消磨意志的時間,令大家認為再紀念下去亦是沒有意思了,倒不如由得六四被遺忘吧。

但是,無論是為了香港、為了中國大陸,甚至為了世界,我們都有需要謹記六四。在香港,民主運動已達到回歸後的低位,還要看來是低處未算低。取態較溫和的,已筋疲力盡,不知如何是好;取態較激進的,已逐步決定處事的道德底線不重要,認為面對着無恥的政權就沒有道德可言。在這低迷氛圍中,我們很需要毋忘六四前的八九民運背後對和平的理想、處事時對道德底線的堅持,來提醒我們在追求民主時要勿忘初衷。

在中國大陸,八九民運源於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死,及人民對他相對地廉潔的形象的思念。民運的開始,某程度上亦是基於人民相信,較開放的制度能較有效地制衡貪污等政權腐敗。近年中國大陸大搞反貪運動,表面上好像的確令不少官員害怕貪污的政治與人身安全後果而有所收斂了。反貪本身可以是很好的事,但若要其成果能持久地維持,我們難道不需要更加銘記及聆聽六四亡魂對廉潔的呼喊嗎?

自由民主價值受二戰後最嚴峻挑戰

在世界各地,自從東歐極權在1989至1991年間陸續倒台後,源於西方啟蒙思想的普世自由民主政治、經濟、人文價值在其後20多年成為了國際共識。但隨着近年在歐洲、中東、非洲、東南亞、南美甚至美國各地的政權都趨向威權統治,以反人權、仇外、經濟上偏向保護主義的民粹思維去取悅群眾,自由民主價值已受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峻的挑戰。

當自由民主背後的理想與希望被民粹、威權、民族主義的憤怒和玉石俱焚所威脅時,我們更需要維持對六四的記憶。短短(以人類歷史長流來看)的29年前,一群相信自由民主帶來的那份希望與包容的中國人,曾願意為這一切崇高理想奉上性命。透過銘記他們的榜樣,我們才能溫故知新,記起自由民主的美好,反思為何這個世界那麼快就對自由民主失去了信心,及思考如何令自由民主在這世界再次發揮其力量。

29年了,要把六四事件遺忘是很容易及很能理解的事。但基於上述的一切,我堅信現世更需要我們毋忘六四,把記憶流傳下去。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作者是執業律師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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