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利:因良知而洒脱——读阎淮《进出中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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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老同事”阎淮老友惠赠《进出中组部》(明镜出版社出版),皇皇近六百页大书,在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的繁忙生活中,想要读完已属不易,其内容之精彩却又令人不忍落下一字,只好随身携带,不时抽身翻阅,坦白说,这是对脑力、体力、视力的多重挑战,却从不厌其繁,只恨其简,哪怕再多写六百页,也要逐字逐句地细读!

很难对这本书定义,正如很难定义阎淮这个人,甚至“进出中组部”这个书名也并不十分准确,本书内容涉及时间跨度超过七十年,远不止阎淮在中组部工作的四年,独特而传奇的人生,使阎淮对中国高层政治的解密之价值也不限于他在中组部工作期间的经历,更何况在六四之后阎淮再无中国党职、官位,由民运人士到独立思考的政治学者,继续延伸和开阔其观察、记录范围,其活跃而精彩的人生每一段都写得有趣、有料,有味道。

完整记录一个“红二代”成长、学习、工作经历的书,就我所知并不多见,这个红二代曾经近距离接触和交往了共产中国高层人物的家庭,尤其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超级寡头家族,而他以红二代身份置身中组部广泛考察干部的经历,也让读者既有看热闹的兴致,也有看门道的挑战。

将近六百页的内容,远非我能复述,阎淮作为一个曾经的中组部官员、组织人事专家、早期官商,以严谨和详细的文字让我们了解了中共建国后高层官员生活的许多方面,而且,身兼红二代、秘书帮、清华帮、要害部门业务骨干等多重身份的阎淮,对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观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本书既是阎淮人生轨迹、心路历程的记录,也是有关中国政治的另类史书,阎淮的记录让很多神秘的政治黑幕不再神秘。

相识近三十年,读过这本书,我对阎淮的了解才变得完整。我们的经历、背景不同,但在六四事件发生后,我们在价值观上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看上去,阎淮没有非逃亡不可的理由,他在八九民运早期就对其结局表示悲观,在运动中只是一个普通参与者,并顺利通过了六四后的政审,而且,这个时候,阎淮多年的忘年交江泽民出人意料地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消息公布的第一时间,第一个电话就打到到阎淮家中问候。当时虽然已经离开中组部这个要害部门,但中组部并未把阎淮当作“外人”,而他此时正担任康华龙升的总经理,位列厅局级,只要不走,以他与康华的关系,与陈云家族的关系,尤其是与江泽民的特殊关系,加上曾经限制他升迁的婚姻纠纷已经结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阎淮在仕途上迅速蹿升了,也许,假以时日,混个副国级也未尝不可能,关于这一点,在他去国之前,中组部的铁杆好友也提醒了他,但他完全不为所动,视官位如粪土,一个人跑到法国为即将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免费跑腿去了。

八十年代的意气风发和“上蹿下跳”,不是为了官位,不是为了虚名,而是为推动政治改革,为中国的进步,当意识到这一目的不可能在六四之后的体制内存有空间,官位对他便无意义了。这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中国人,我相信这样的人永不会绝迹,因此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然而,民运也很快便让他失望。这样一来,阎淮似乎深陷竹篮打水一场空局面,即便不公开说,私下里总会有点遗憾和后悔吧?没有。读罢全书,感觉得到阎淮确实不曾有过任何后悔,否则,在江泽民亲自关照允许回国之后,即便官场已无位置,以他的人脉资源,投身商场也是易如反掌。但阎淮实在是太清醒的人,他把中国看透了:若留国内,“两种可能。其一,坚持本我,特立独行,两袖清风、体制排斥,被边缘化。其二,忘却初衷,自我异化,随波逐流、体制同化,若高明,荣华富贵,若倒霉,身陷囹圄。”连鲍彤都说了,“若留官场,自己必贪。”所以:“我不后悔。他们蝇营狗苟,委曲求全,违心伪装,双重人格地活了一辈子。我,自我本我,自由自在地活两辈子。”

早期共产意识形态具有很大迷惑性,尤其对年轻人而言,但这种迷惑性是以种种美丽的辞藻作外衣的,当受骗者被欺骗的时候,其心灵深处被这些辞藻所激励,反而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尽管阎淮自述在清华读书时思想左到让1989年著名的的老左广电部长艾知生都觉得太左,甚至要阻止阎淮入党,但理想主义者并不天然是傻瓜,文革给了阎淮读书、思考、游历的机会,让他思想中的平民化意识越来越强,让他懂得了“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重要,而且,中国读书人身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节并不会被共产思想完全擦洗干净,对阎淮来说,显然有来自儒家士大夫的使命感,也有共产主义清教徒式的思想痕迹,有趣的是,这些清晰的烙印,并没有阻止他转变成一个“知行合一”的自由主义者。这让我更加相信:在中国的自由民主之路上,不要轻易将传统思想与当代政治对立,不要轻易割裂不同身份、思想者寻求社会共识的可能。对具体个人来说,自由思想的最初来源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由于各种特殊机缘,加之通达开朗的个性,阎淮交际广泛,上至“王侯”,下至“反贼”,从文人商贾,到农民乞丐,离开官场和狭义民运之后,又以外籍身份担当外国智囊、名校学者,单单这份经历,其人生足可以说精彩,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是行者,更是思考者,他对中国社会、政治,对世界文明的思考结论,精准到位,是一个真诚探索者给与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用心探索得出的结论,常令我击节叹赏。

人性、良知和正义感,这是我对阎淮强烈的感受,而这些恰恰是并不复杂的人类本能,阎淮的一生经历丰富,遇事并非不懂变通,但引导他人生道路的基本理念,正是这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东西。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多数理想主义者来说,在当时,我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理解还是不够开阔和深刻的,对中国变革的艰难程度,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只要怀着对自由的真诚,并身体力行,我们就能不断找到答案。而在悲哀和无奈的现实面前,对个体来说,需要坚持做人的基本原则。阎淮不属于“乐观的极端派”,当民阵在法国成立时,他可能是最悲观的预言者之一,但其为人处世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诚如阎淮对人生规划的排序:做人、做事、做官,他官没做大,事没做成多少,但做人却是成功的,因为他真诚地面对世界,真诚地面对自己,在这方面,他值得我敬重和学习。

阎淮的从容洒脱也不能不令人叹服。他放弃官位前途出走中国,抛下老婆孩子,说走就走;悄然离开“狭义民运”圈时,不出一句恶语;早已退出“狭义民运”圈子,却对各方朋友不吝施以帮助和援手;近年往来中美之间,有最终回国养老之想,但对本书出版可能带来的后果——坐牢、不让返国回乡,却也很想得开,“已经活到圣人阳寿,夫复何求,还怕神马?”

有一颗自由的心,走到哪儿都是自由的。

特别谈及阎淮的为人,并非无足轻重的廉价赞美或闲言。阎淮重做人,重友情,他交际广泛,对一些敏感事件有很深介入,但在他的言谈中,充满了包容和宽厚,他反党、反体制,但并不对立场、意见相左的旧友大揭老底,也绝不“八卦”吸引眼球,他是理想主义者,但不浅薄,他不仅清白做人,也懂得如何做事,唯一的遗憾是,这种君子之风让他的记录或许有所保留,让我这个读者觉得有些不够过瘾,只能说,有些人、有些事,他有自己的理由选择谈论的时间,希望以后会有机会读到他更多的回忆和思考。

《进出中组部》实在是一本有内容的书,阎淮实在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短短的读后感想,无论对其书、其人,都不能有准确的介绍,但这本书、这个人,太值得认真去读。阎淮身上那份真诚、洒脱和对自由始终不移的信念,是三十年中很多人的缩影,“狭义民运”圈虽显冷落,广义“自由圈”无论阅历、见识,从来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不知是否出于巧合,阎淮的《进出中组部》一书以他在纽约刘晓波追思会上的发言作为结尾,这是一则充满勇气和真实情感的发言:“……我虽然年长晓波十岁,但继承他宪政遗志的使命却历史性地落在我们地肩上。年长者继承年幼者的遗志,也是现行体制的新常态。改革现行体制,是我们幸存者、先出生的后来人义不容辞、不可推卸的责任!将来中国必将设立‘刘晓波日’,让我们共同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

通向自由事业的道路需要有自由人格的行路者,我不曾看到这条路上的身影有过减少!

2018年4月初稿,6月6日完稿

楊建利,《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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